从去年超女开始风行起，就经常有人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这种说法来自于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他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电视是一种娱乐媒体，美国电视已经让他们的文化成为充满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并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一切公众活动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并且毫无怨言，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最近，刘忠德三批超女，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超女的争议。他认为，超女这种娱乐背后隐藏着对青少年的毒害，不能让我们的年轻人在娱乐和笑声当中受到毒害，这与“娱乐至死”的说法似乎不谋而合。超级女生，这个让许多青年人如醉如痴的电视节目，简直成了娱乐至死的最好例子。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超女会让我们“娱乐至死”吗？
　　
　　其实，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到的另一个预言，更值得我们关注。
　　
　　《娱乐至死》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波兹曼相信，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看，波兹曼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是换一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比如说在当下的中国，哪一种预言更接近现实呢？李银河博士说，建议取缔超女是专制时代遗风。这种说法虽然有上纲上线的嫌疑，但在我看来，其中就隐含了对奥威尔式预言的担忧。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这个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任何人都有权利喜欢或厌恶一个娱乐节目，身为政协常委的刘忠德也不例外。但是对于刘老先生的三批超女，我却看到了一个危险的倾向。他已经不是在艺术领域里讨论艺术问题，而是转而寻求公权力的支持，取缔与自己价值观不符的文艺节目。任何文化艺术都被权力统摄于一种价值观之下，这正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一种典型方式。
　　
　　有人说，超女活动非常低俗。但是，作为一个那么多人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低俗就能成为取缔的理由吗？有人说，超女宣传了“一夜暴富”的思想，是一剂精神蒙汗药，应该予以取缔。如果这样的逻辑能够成立，那么政府首先应该取缔各种体育及福利彩票，然后是各类股票及期货交易，最后是取缔“梦想中国”以及任何类似的电视节目。
　　
　　老实说，我对超女节目并不感兴趣，至今尚未看过一场。但是这次我决定站在超女一边，因为为超女辩护就是为自己的权利辩护。我们真正要担忧的，不是一切文化内容会成为娱乐的附庸，而是它是否成为权力的附庸。在美国人担忧铺天盖地的电视节目让人娱乐至死时，我担忧的却是一个普通百姓能否保留自娱自乐的基本权利。
　　
　　在奥维尔的预言尚未完全落空时，“娱乐至死”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作者：莫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