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十年》苏青著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

这些年，渐渐有人不时地谈起苏青。最早是因为张爱玲，后来是为了《结婚十年》，现在是好多人把她看作“老上海人”的一个妇女代表。

张爱玲和苏青是同时代的人。虽然有人回忆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出现的女作家里面，张、苏两人齐名，但两人文学成就的孰大孰小应当是十分明显的。我童年在上海度过，当时这两位女性作家正在走红，可我的读物是《白雪公主》、《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甚至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读过《老残游记》，而绝对没有读过她们的任何一部作品。我想她们的文学大概只属于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无缘。到了新时期，先是呼唤出张爱玲，看了张爱玲的《我看苏青》或有关资料里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才注意到苏青。苏青是被张爱玲带出来的。文学史上讲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可以遮盖苏青，苏青的影子可大不出张爱玲的树荫去。稀奇的是像张爱玲这样的“名门”出身、乖僻到自制奇装异服、对人不无挑剔、性格骨子里带着“忧郁”“迷茫”成分的女人，居然对开朗豪爽如苏青者不但不存芥蒂、鄙弃，不存小心眼，反是大加赞词，好话一堆，说什么“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把我同冰心、白薇他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我看苏青》）。贬冰心的口气何等苛刻、随意，把苏青却是引为同调了。

仔细想来，苏青和张爱玲的差别真是不小。苏青是上海里弄走出来的（尽管她也住过洋房），张爱玲是高踞在沪西公寓大楼上望下来的。苏青小说满篇说的都是自己的身世故事，张爱玲的小说似乎在为中国旧的大家族不幸陷落在现代环境里唱哀歌，你只能看到白流苏、曹七巧，却看不到张爱玲，叙事人隐藏得深深的。如果读两人的散文，表面上谈的都是女人喜欢的题目，可苏青谈出来的穿衣、交友、娱乐，好像能给家庭主妇们直接作参考，张爱玲讲的服装、电影什么的，简直是一篇篇微型的服装史和电影史。张爱玲的“俗”是织进了“雅”里面去了，苏青的“俗”就是“俗”，坦白的，缺少回味的，却是兴兴头头，一往无前。

苏青把自己走上职业妇女的经历写入了《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到1948年止，《结婚十年》竟印了18版，续篇1947年出版，一年多的时间里也印了4版。这书的畅销有“通俗”的成分，读者掏钱有的是冲着书名和作者性别来的，打开来有“洞房花烛夜”、“爱的饥渴”、“产房惊变”这样的名目吸引人，但真正读下去，是写得很“干净”的。她写初婚的感受，写生育的痛苦和欢乐，写婚外恋，写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最后写到一个千辛万苦社会妇女的憧憬破灭，独立入世之不易，在社会上始终寄人（男人）篱下的全部感觉。这还不够严肃吗？苏青的职业妇女的意志不弱，散文里她写过《自己的房间》、《我的手》，抒发的都是“独立入世”的精神。她的名言有：“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转引自张爱玲的《童言无忌》）批评男人时则说：“女人很少机会好色，也不能让你尽量吃醋；而男人则要‘色’就可‘好’，欲‘醋’就可‘吃’。”（《好色与吃醋》）最大胆的，是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古训，改成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种极易引起误会遭到道德审判的话，她也敢发明。她还为一个“谋杀亲夫”的下层女子写了好几篇文章，《为杀夫者辩》，《我与詹周氏》，指出这个女子是因长期处于丈夫和社会的强压下而精神失态，予以同情。至于那个嫖赌成性不成器的男人，“夫则夫耳，有什么亲呀不亲的”，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很有点“女权主义”先驱的味道和劲头。

但苏青并不是所谓的“女强人”。她与那类处处与男权“对着干”的“女权维护者”有绝大不同，她原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女人味”的。张爱玲亲耳听到的那句豪言壮语“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接下去还有话，是说：“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完整的苏青。因为她还说过许多站在女子立场上看不免有点“丧气”的话，比如说“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见《苏青张爱玲对谈记》）；“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第十一等人》）；“假使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太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互济之道的”（也见《苏青张爱玲对谈记》）；“男生能够受他们所需要的男子教育，女生也能够受她们所需要的女子教育，这才叫做平等呢，还是女生跟着男生一样受男子教育，便算是平等了”（《我国的女子教育》）等等。想想她半世纪以前就批评“男女都一样”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只有在保持男女各自特性下的男女独立和男女互补，才叫“男女平等”，你还真不能小看这个苏青“女生”呢。苏青的相貌、做派与她的言论基本一致，有当年的照片和同时代朋友的回忆可以作证，并不妩媚，却端正、健康，也穿时髦大衣，也烫时尚卷发，喜欢讲话，豪爽是有几分的，也会多心，突然不讲道理，很容易就掉眼泪了。她是个实实在在的女人。

作为女人，她是世俗的，物质的，与实生活少距离。张爱玲旁观者清，说她：“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我看苏青》）这里包括对物质的愉悦，所以她能将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明朗地记录下来。她的文体，她的文字，都是如此。所写材料，不外是饮食男女，衣食住行：育儿、搬家、烫发、拣奶妈、吵架、送礼、打牌、做媳妇、坐写字间、过年、买大饼油条、伙食断肉的记载、最喜欢的事情是吃饭，夏天的吃、宁波人的吃等等，是市民生活的景象，用市民的眼光、情感、角度写出来。不免琐琐碎碎，但亲近人生。上海女人的精明、世故、会办外交，伶牙俐齿，懂得生计，做一点点小梦，擅长营造温暖的窠巢，都在这里了，落下一个结实的真实。我们过去的文字“假大空”的风气太厉害了，这几年回到实际生活中来，大家见面拾起“旧社会”的老话“恭喜发财”也不顾忌，旧上海、旧天津、旧武汉或旧的什么什么都有人在写。如果说，是我们当前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在支持着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苏青，我也可以承认，但我认为，历史上的小市民气质虽不应扣上十恶不赦的罪名，当然也不必是万民景仰的胜迹。何况苏青的小市民性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她并不是金钱第一主义者，顶多是金钱第二（她的语录：“在一切都不可靠的现社会里，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一些”）。如果经过现代的改造，旧的市民性能否通向国际大都市市民的品性，是个值得讨论的题目，与讨论城市多植草地还是多植树林同样重要。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谈上海女性的属性，哪些上海女性的特性是中国人、世界人所喜欢或不喜欢的，几千字谈不清楚。反正现在大家都承认苏青便是其中一个典型。苏青的新意义出现了。

据说，张爱玲在上海的旧居经常有“张迷”去朝拜，弄得现住民颇感头痛。那都是些有头有脸的洋楼，叫做开纳公寓和爱丁顿公寓，现在改为中国名字，住着上海居民，因为原先建筑得一点都不马虎，恐怕在眼前大拆大改的上海还能维持一段日子。苏青的房子无法寻觅了，这又是两人颇不相同之处。但我们不用替“故人”担忧，苏青在上海实际是无处不在的。你只要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徜徉在南京路、城隍庙，或衡山路、“新天地”这些地方，蓦然回首，就能见到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似是非是的苏青们在向你擦肩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