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2015-10-27 11:36:31来源:济南日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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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刘友案是侵吞公产案,由当时任司隶校尉的李憙揭发并上书晋武帝。”李憙的上书,不但揭发了案情,而且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意见,即将山涛和中山王司马睦免职,将武陔贬谥。”  其实无独有偶,晋武帝在处理另一起袁毅行贿案的时候,也同样采取了“避贵施贱”的政策。

□卜宪群/主编

刘友案

历观魏晋南北朝各个政权的兴衰,大致都符合下述规律:其一,各个政权或快或慢地都经历了先清后浊的过程。其原因在于,各个政权在初建之时,外部承受其他政权的压力,内部需要调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因此统治集团对于财富的占有欲望比较收敛;一旦政权巩固之后,统治集团便放任地敛取财富,于是腐败丛生,终致亡国。其二,各个政权在前期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执政者为了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而纵容世家大族、豪强地主、少数民族贵族等势力的贪婪行径;各个政权在后期出现大量腐败事件的原因在于,执政者的权力是坐享其成地从前辈手中接过来的,他们不仅难以限制各级官吏们的腐败行径,而且自己更加腐败。

西晋刘友案是侵吞公产案,由当时任司隶校尉的李憙揭发并上书晋武帝。李憙上言:“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谥。”李憙的上书,不但揭发了案情,而且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意见,即将山涛和中山王司马睦免职,将武陔贬谥。晋武帝虽然同意处理此案,但是没有接受李憙的处置意见。

晋武帝对于刘友案件的态度,明显地包庇了权贵山涛和司马睦。李憙当时虽然受到了褒扬,事后还被“朝野称之”,但是不久就“以公事免”,后来得了太子太傅的清高职位。

对于晋武帝宽纵权贵的事情,史家司马光早有评论:

“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憙,其于刑赏两失之。使憙所言为是,则涛不可赦;所言为非,则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结于下,威玩于上,将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刘友伏诛而涛等不问,避贵施贱,可谓政乎!创业之初而政本不立,将以垂统后世,不亦难乎!”

其实无独有偶,晋武帝在处理另一起袁毅行贿案的时候,也同样采取了“避贵施贱”的政策。身为鬲县令的袁毅具有通联朝廷的姻亲关系,他的妻子是世家大族曹魏吏部尚书卢毓的女儿,又与西晋光禄大夫华赓为连襟。袁毅曾利用关系贿赂朝廷上下的一大批官员,然而东窗事发,朝廷“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牵连出来许多达官勋贵,其中有世家大族何遵、何劭、华廙等人。但是,最终只是华廙受到了免官削爵的处理,因为他曾经违拗过晋武帝,有所谓“违忤之咎”。于是反贿赂案件变成为权力之争。如同刘友案一样,袁毅行贿案突出地反映了当时腐败之风在官场盛行的状况。而其处理结果则说明,代表世家大族权力的政权不可能触及世家大族的利益。西晋时期的腐败之风也因此不可能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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