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成都卖人体画的景象。李晓斌/摄

　　中国人的思想解放程度，有一个直接的观察视角，就是他们对作为艺术对象的人穿多少衣服的容忍程度。

　　1912年11月，刘海粟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后改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一开始它就做了几件开风气之先的事，裸体模特儿即为其一。然而，起用人体模特不久，刘海粟就遭到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的一阵痛骂，“公然自诩首创模特儿之功，教育何事，学校何地，先生非艺术叛徒，乃名教叛徒也！马路上雉鸡逐客，尚在昏夜，先生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现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方也。人而禽兽之不若矣……”

　　这场人体艺术风波持续了十年之久，刘海粟和他的学生遭遇无数讨伐和指责，社会才容忍人体模特的存在。

　　正如何晓鹏先生所说，人体艺术在中国的“合法”空间的探索，既包含着社会的宽容度也依赖于艺术家个体意识的独立。建国后，在“文革”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这种空间是不存在的。尽管毛泽东曾经两次批示人体模特对于艺术的必要，但在1978年之前，人体艺术基本没有其存在空间。

　　1970年代末，便已经出现了表现人体的美术作品，如唐大禧的《猛士》便以裸体女英雄的形象来歌颂张志新烈士，袁运生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也有少女沐浴的情景。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曾因此一度被遮盖，成为国内外新闻热点。不过，这些讨论大部分还是发生在艺术创作与批评的小圈子内。

　　普通中国人对人体艺术或者“准人体”艺术的态度，仍然停留在上海美专时代“伤风败俗”的层面。1983年12月上海某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1986年南京艺术学院模特儿张素华回乡探亲，被闻讯的村民逼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