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１９８２年从贵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来到济南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田仲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早在本科阶段，田先生那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我们当时仅有的几本现代文学史参考书之一，因此，他的名字对于我及我的许多大学同学来说，早就已经如雷贯耳。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田先生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某种神秘感，就像子贡所描述的孔子一样，是一个数仞的高墙，“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让人心生仰慕。
我们入学时，先生已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当时我们就知道，一些像他这样有很高学术声望的老先生，已经很少过问自己研究生的日常学习。在有的学校，研究生甚至一年见不到几次自己的导师；而今，我也知道，大学校长的高位，对于某些官瘾十足的人，是一种可以“摆谱”的身份，离开了这一位置，他们就很难用平和的心态重操教学工作的旧业。但是，田先生却完全不同。对于他来说，教师才是他的真正职业，传道授业解惑才是他的真正职分。尽管年事已高，但田先生当时每周都要亲自来到教室，按时为我们讲授文学史课程，从未因故间断过。他上课的形式是比较自由的，不用什么讲稿，也很少做出训诫人的姿态，就坐在那里，用一种自然平静的语言，娓娓道来，仿佛闲暇时的聊天，显得平易而舒缓，但在他以明晰的思路来穿插起各种史实和掌故，却又总是把我们带入到需要研究的问题上，启发人去思考，这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讲课方式，充满了一种让人入迷的磁力。
当时，研究生中经常流传着某某人因学业问题被先生“训”了一顿、某某人的论文被他“否了”之类的故事，这让一些同学甚至有些怕他。也许是因为先生在学问上的严师形象，我们在他的面前都不免有几分拘谨，但是，先生对于我们，其实总是“严”而不“厉”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即使批评人的时候，语气也总是平缓的，从不声色俱厉。同他接触得多了，你会发现他是那样亲切平易的一位老人。
有一年，我带着全家在济南过春节，这期间，我们一家人去看望田先生，当时先生精神矍铄，谈兴很高，他向我询问烟台的情况，并谈到了许多他对于烟台的看法。因为先生年事已高，我不愿意过多打搅，坐了一段时间，就向他告别。但当先生把我们送出他的客厅，又突然让我们等一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先生已经转身上楼，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包大白兔奶糖递给我，执意要我拿去给孩子吃。先生的这种举动，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位老人的慈祥。
还有一次，先生到烟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当时我恰好带着学生去乡下实习去了，知道消息之后，我匆匆从一个县里的实习点赶回烟台，在会议举行的某宾馆的会场上见到了先生。会间休息的时候，先生起身，叫我和李掖平一起跟他走，来到他住的房间后，他轻轻关上门，然后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几个香蕉，一脸神秘地说：“你们吃吧，这是别人送我的。”这让我们特别开心，也让我们看到先生身上的那种童心。在我的书架上，摆放着几本书。一本是由田先生亲笔题赠的《抗战文艺史》，还有三本外国小说《秘密的婚姻》《同情的罪》和《青春梦》，这几本书都是我毕业离校前田先生让洪承兄送给我的。《抗战文艺史》是先生写于上世纪４０年代的早期代表作的修订本，也是研究抗战文艺的第一本专著，许多新文学史著作都把它作为研究抗战文学的重要参考。而另外三本书，是由著名女作家沉樱翻译的，前一本是国外短篇小说的合集，后两本都是茨威格的作品。洪承兄告诉我，田先生看到我喜欢外国文学，送给我做纪念。这让我感到莫名的感动和惊讶。当时我的确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而且尤其喜欢茨威格的小说，但我从来没有在先生面前表现出这种兴趣，先生竟然这心，真让我没有想到。
先生走了，然而他留下的那种对学问的认真态度和真挚的为人风范，却一直在我的心中留存。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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