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期，爸爸在一个较远的学校教书，一般不回家。大姐跟着爸爸上学，妈妈又在农村进行教育运动，家中只剩下三岁的我和五岁的二姐。没有办法，妈妈只好将我姐弟俩寄放在托儿所里。那时生活非常困难，物资严重匮乏，托儿所每顿饭每个孩子要先喝一碗水，才能吃到一个鸡蛋大小的馒头，吃完后再举手喊“报告”，阿姨过来给你倒一碗白开水，喝完以后再发给你一个馒头。当我吃完一个馒头后，二姐将我的手托起喊“报告”，替我把水喝完，我吃着第二个馒头，二姐再去喝她的那碗水，吃自己第一个馒头。
高中毕业以后，正好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成了第一批下乡知青。一天，正在干活时，有人来喊我，说有人找你，回去一看是大姐。大姐那时在城里当工人，她带了很多好吃的，有两样物品，我始终记忆犹新。一件是一条腰带，束上它干活特别有力气，再一件就是一把口琴，每当夜晚来临，在幽幽的月光下，吹着略带忧伤的曲调，思绪便回到了家中。
后来我回城当了工人。一天一位同事找我，说你妹妹来了，我一看，是两个姐姐来看我，于是我纠正说是我姐姐。几天后，又有同事来找我，说你姐姐和你妹妹来了，我一看，还是我两个姐姐，我只好再纠正。以后仍然有把姐姐说成妹妹的情形，我也不再辩解了。可能是我一米八五的个子显得姐姐们很娇小，但她们在衣食住行上处处关心着我，爱护着我。
有姐姐的感觉，真好。
□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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