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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丹:“说三道四”中国文化男人


来源:   
2003-03-24

  以一本《乌鸦》著名的女作家九丹,最近又由文汇出版社热腾腾地出炉了题为《音不准——九丹评论中国十大文化男人》一书。书中她不仅评论了王朔、余秋雨、张艺谋、余华、梁晓声、李锐、王小波、朱学勤、许子东、梁左十大文化名人,也涉及音乐、女权及感情等方面的内容。一个颇有争议的女作家,如何“点射”处于主流中心的所谓文化男人?九丹究竟何人?她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乌鸦》和《凤凰》?
  ——编者
  电话访谈
  记者: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本《音不准》的敏感书呢?
  九丹:《音不准》三字是阿伯提出的,最后确定为书名,是因为我也认同他所说的其中一些东西。这可以打个比喻,在现在的这个文化环境里,拉提琴人的一只手,它按弦的位置不准,但另一只手却越拉越激情。这也就是现在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态度,最主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附属的东西却开始躁动起来。这是一本评论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文化男人的一本书。
  记者:那你对你在书中所评论的中国十大文化男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九丹:这些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在太平盛世点上一把火,但对这把火又不能够负责,面对结果,只是逃之夭夭,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记者:在你回国之后已经发表了许多有卖点的小说,但这都没有被归入主流文学中,对此,你怎么看?
  九丹:我这一辈子可能到死,也不会被归入主流的。我耻于和主流“同流合污”,终身与它都是“敌对”的。其实对于主流、非主流的划分,没有人能说得很清楚。现在一些对于文学作品的投票评选,文学史的编写是不是具有意义也不可知,用棉棉现在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那不过都是大便!”
  记者:你是怎么看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这个问题的?
  九丹: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用这个作为卖点,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写我自己的小说。判断一样东西究竟是补品还是毒品,不应该很轻易地划分,而现在的一些评论家,他甚至分不清青菜和猪肉之间的区别,你还能指望他说什么呢?
  记者:有人认为,你既身为女人又看不起女人,对这些说法,你是否能谈谈自己的看法?
  九丹:我并没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所说的那些已成为凤凰的女人,也就是自认为干净的女人,她们先把自己的微笑给了男人,然后是眉毛、眼神、手,在意识里她们已经充满了出卖的含义,但她们可以一抹脸,转过身去骂别人是妓女,她们没有这个权利去骂,也不应该骂。这就好比一只狼对羊说:“你是狼,我是羊!”是一样的!
  九丹目前正在创作的小说,仍然在写一部女性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书名不能透露。九丹这样告诉记者:“在我写的《乌鸦》刚出版时,就有了《凤凰》和《喜鹊》的盗版,在《女人床》出版后,紧跟着就有了《试婚女》以及《浪漫婚床》,都打着我的名字和书名,出来的书的内容却不是我的。现在像这样的盗版书已经有三十本之多。如果我告诉了你们书名,明天就会有一本同样的书名,打着九丹名字,但内容却完全不同的盗版书上市!既然有关职能部门没有办法,那我得要保护我自己。”
  点射文化男人
  最近重读朱学勤的文章,他说王朔是痞子。我认为恰恰相反,骂别人是痞子的人,才真的有问题。他们没有读王朔小说中好的那一部分,他们理解不了王朔的内心。也不奇怪,他们会认真读任何中国作家的书吗?不会读的。他们只会自己欣赏着自己的读书笔记,心情较坏时,却说自己能保持平静,因为他们永远要以一种知识分子批判的目光去面对世界。可是朱学勤们能批判谁呢?他们这些所谓的学理知识分子们总是在最需要他们批判,需要他们捐躯的时候缺席,而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在人们松弛地喝咖啡的时候,突然会点燃一把批判的烈火。他们的硬骨头和脊梁让我恶心。
  只是在呕吐之前有一个问题:谁是知识分子?是朱学勤,还是王朔?
  余秋雨在接受采访时,别人问他,当住进了高级住宅大院,与权威人物为邻时,你有什么想法。余秋雨回答:我想起了文化的高贵。
  只能说高贵吗?余秋雨当时就不能说点别的?余秋雨坚信文化与自己在那一刻共同高贵了。
  其实,余氏的文化观若有问题,那就是在这高贵二字上。文化怎么会是高贵的呢?文化人怎么会是高贵的呢?
  他们出现在一些权力以及富贵的场合时,总是不那么显赫。他们的眼神经常是闪闪烁烁的,他们在等待着大人物与他握手,他们内心紧张,不够松弛,尽管他们也穿着礼服,走路和招呼时,都有着优雅的姿态,可是他们很难成为中心。
  余秋雨为了维持自己与文化共同高贵的形象,不得不去从各个方面堵漏洞。他端着架子,说任何话都开始变得不太自然了,事物总有黑白两面,光说白,而躲避黑,不是人的正常心态。余秋雨老是穿着西装,即使是在尘土飞扬的旅途中也脱不下来。他们高贵的外表与弱点无关。可是,离开了人类的弱点,哪里来文化?当一切都很伟大时,渺小发生在谁身上?当一切都洁净时,肮脏躲在哪里?
  余秋雨与人一起吃饭时说,前些年在一些妓女的包里只装几样东西,其中就有《文化苦旅》,现在那些妓女都长大了,她们有的当了作家了。
  张艺谋现在不缺名声,更不缺钱。他缺什么呢?他缺的是他面对艺术所拥有的真正具有良知、具有良心、具有艺术家丰富思想的内涵表达。我们通过他的作品,能发现张艺谋的内心是有一点简单的,像简单搭起的几块积木,这搭起的积木虽然也构架起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达到一种深刻的境界,但是由于缺少更多的与人的内心情感、血、肉、眼泪和汗水所融在一起的混合体,于是张艺谋的作品让我们始终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张艺谋渴望成为英雄,渴望真的完成他自己每一次对实现英雄神话的壮举,可是,张艺谋却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英雄》将是一座丰碑,观众却是英雄的敌人。在通往这座丰碑的道路上,评委们将踏着青草去瞻仰英雄。
  九丹自白:“乌鸦”和“凤凰”
  关于《乌鸦》
  《乌鸦》一点也不好玩,它把中国女人在国外的状况说得让人害怕。其实人真是的,自己受伤疼痛时什么都忍过来了,却又无力去重新面对伤口。可是让我怎么办呢?我是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我必须写我相信的事。
  我常在想,在《乌鸦》里,我真是把女人的身价说得太高了,她们好像还是有些把头抬得太高了,不管表面,还是内心,她们都还不够现实。
  也许到了我们都走进了坟墓的那一天,当我们共同的孙女们、外孙女们,当她们长大、她们懂事、她们开始读我的作品时,那个时候,她们会说:我们祖上还有那么伟大的女性,她那么诚实,她的作品把女人的内心写得那么复杂、那么全面,她们的担心、她们的害怕、她们的睡不着觉、她们勉强的笑、她们的鬼点子、她们的哭泣,竟然跟我们这么相似。
  我不会炫耀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由于我个人的罪恶造成的,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
  《乌鸦》和《漂泊女人》有很多都是对于自己的批判,海伦是没有道德感,但这个女人还知道自己,而很多女人根本意识不到这点,只知道谴责别人,谴责社会。
  我觉得《乌鸦》最成功的地方不是在于批判,而是表达了比批判两个字更为丰富的情感,这包括同情、怜悯、关怀等。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显露出更多的是一种同情,因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其实想想,我哪有什么权利去批判这些女人啊。
  关于《凤凰》
  《凤凰》故事的色彩,像被阳光照射的海水一样五彩斑斓向你慢慢飘过来,比如古堡,比如音乐,比如莫扎特,比如一个少女和一个老英国人的爱情故事等等。实际上在我的感觉中,音乐也好,某些人物也好,并不是很在乎的。这些也许在文化精英们的眼里是难以割舍难以抛却的,但在我眼里就像是玩具一样,可是评论家们却看不出我在这里面的玩笑和嘲讽的态度,他们也太迟钝了一些。
  我想我的书真正刺伤的就是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一个人成了中产阶级,他们总是希望忘掉他们过去不愉快的历史。我的书,我早就说了,是写给那些在底层往上爬却又是总爬不上来的那些人的,写给在非常境遇下如何挣扎如何生活的女人们的。
  (摘自文汇出版社《音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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