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透视中国农民问题的不可多得的警世之作。作者历时三载，跑遍安徽乡村，深入调查，对几件曾惊动中央的重大涉农事件进行了详实的叙述。从书中可以看出，在有些地方出现的弄虚作假已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本书也使我们对中央深入农村改革的政策和决心有了更进一步地了解。
温家宝：“我要进去看看！”
可以说，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近年深入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最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
１９９６年５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他跳下车后，走得很快，沿着一条小路一直往前走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５０元，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不够。”
温家宝在村子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做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到的那个村庄的名字，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说：“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委领导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得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到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在阜南县，县里安排去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沿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望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温家宝若有所思地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呢？”“两万多。”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对方说：“支部书记。”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进招待所。
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
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儿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２１平方米房屋里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那天，他动了感情：“我们党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许多农民仍在看９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见状，慌忙离开会场，让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将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取消；同时交代下面，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南陵粮仓公然欺骗朱总理
１９９８年５月下旬，朱镕基总理在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等人陪同下，来到安徽。安徽的同志知道产粮大县南陵县是朱基的祖籍地，所以，这次考察就被安排在那儿。然而，当得知朱镕基将要去检查落实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情况时，南陵县和芜湖市的领导慌了手脚。因为，南陵的粮仓里其实是无粮的。
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已经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其中只有六号仓尚储有部分粮食。峨岭粮站造假是从５月１８日这一天就开始的，可以说，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突击调运１０３１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的居民彻夜不宁。
南陵警方甚至以各种借口对扬言要向总理告发此事的三个“刁民”实行软禁。
一切安排就绪后，朱镕基一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这个诱人的骗局。
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上午１０时许，朱镕基向在场的人握手问候，他怎么会想到，站在自己面前的居然没有一个是粮站的职工；站长刘鸿此刻早已被打发到一个角落里去了。回答朱镕基提问的，是峨岭粮站的假站长俞水华。他已背熟预先编好的各种数字，特别是中央有关粮食工作的政策规定，以应对朱总理随时可能的提问。
这一切，都被中央电视台录制在后来向国内外公开播放的新闻画面上。
朱镕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这是他最放心不下的。由于农业上连续丰收，粮价不断下跌，各地粮站的收购不积极，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手里的余粮，农民就会吃亏，就会挫伤种粮的积极性，从而再难保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增长。只见俞水华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朱镕基点点头问：“你去年收了多少粮食？”俞水华满怀豪情地撒开了弥天大谎：“去年收购５０００吨，而过去一年都在１７００吨左右。”朱基又问：“你这个粮站收一个乡还是几个乡的粮食呀？”“一个乡。”这时朱镕基若有所思地提出了一串问题：“这个乡有多少亩田？亩产一般是多少？总产量又是多少？”俞水华不假思索地答道：“全乡２３００亩田，一年产量１５０００吨。”他只知道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背数字，却忽视了这些数字背后可能会出现的破绽。
果然，朱镕基基反过来给俞水华算细账了：“你虽然收了不少，但除去农民口粮和种子，你还是没有完全收尽余粮嘛！这怎么叫‘敞开收购’呢？双季水稻难道亩产不到７００斤吗？你得讲实话啊！”
俞水华是个机灵人，事先已对各种情况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这时明知露了马脚，却并不慌乱，反显得更加镇定，并自自然然地摊开双手，为难地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有的粮库都用上了，已经爆满了！”
朱镕基环顾一下四周的粮仓，微微一笑。这时，俞水华恰到好处地做了一个欢迎总理进仓视察的手势。朱镕基在俞水华的引导下，走进了三号粮仓，登上粮堆最高处。当他看到粮食政策不但被落到了实处，而且还完成得这么好，显然是出乎他意料的好，就十分开心地笑了。
当天，在芜湖市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动情地说道：“在我担任副总理期间，我最重视的，就是农业；最关心的，就是粮食。可以说，我在农业上粮食上花的精力最多，超过金融方面。我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下来，考察的就是安徽的农业！”
朱镕基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望着新华社记者于杰拍下的现场照片，望着照片上一向严肃的朱镕基总理，在听取“假站长”“汇报工作”时微笑的神情，我们感到了一种难言的悲哀。
朱镕基的安徽之行，直接坚定了他继续实行粮食国家统购统销的决心。事实上，在结束安徽的这次调查研究回京之后，只有１０多天时间，他就以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道国务院令，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他将粮食收购政策，由过去的《通知》，上升到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刚性的《条例》。而这期间，全国已有７个省６０多个县正在进行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条例》的正式实施，造成了各地农村税费改革的中断。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说，朱镕基签发这项国务院令之前，专程前往安徽考察，就是要看一看过去制定的粮食收购政策，“被实践检验”过后，还需要不需要“修改和完善”。遗憾的是，基层的这种欺骗行为，使这一至关重要的“修改和完善”的机会消失殆尽。
（摘自《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