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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四处奔走,把市政府、公安局、质监局、工商局、物价局推 上被告席; ■奸商多次打电话威胁,出价2000万元买他的人头,他依然故我, 不屈不挠。 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王培荣,4年来放弃了科研,做着一件在别 人看来犹如唐·吉诃德式的事情。他顶着有人花2000万元买他的人头 的压力,四处奔走呼号,并把徐州市政府、公安局、物价局、工商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推上了被告席。 所有的这一切都缘于防盗门,缘于他家和另外211户人家的具有 “黑色幽默”效果的防盗门———“一种你想开时开不开、想关时关 不上、用钥匙开不了却用手拉得开的‘门’。” 王培荣通过个人不懈的司法抗争来进行维权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敬 佩的,但王培荣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是其斗争方式:“全国维权案件越 来越多,但是像王这样有理有节、有原则、有方法的实在不多见。” “不期而至”的胜利 2月7日上午10时25分,风华园小区西南角一幢两层的青灰色小楼 内,徐州市经济房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经房中心)的三名工作人员正 在为58号楼的一住户办理防盗门的退款手续。在出示了购房合同、身 份证并在表单上签字后,该住户拿回了其1999年末购房时被要求缴纳 的500元防盗门购置款。 为此事维权斗争了将近四年的中国矿业大学物理系副教授王培荣 (同为小区业主)和该住户一起走出退款处,来到了对面的海报栏。 从2月1日起,一张由经房中心签章的《关于风华园防盗门退款的 通知》默默地告知着来往的小区业主————全额退还防盗门款的工 作正在进行中。在海报栏前,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和王打招呼,每两分 钟就是一次感人的握手。 “我1月21日向徐州市中院再次递交了起诉市政府不作为的诉状。 春节过完正要打电话问立案情况,矿大党委办公室和理学院的领导就 向我通知了市委、市政府1月30日专项会议的决定。”王培荣坦承, “尽管说这是理所应当的结果,但一下子我还是有些‘不期而至’的 感觉。” 徐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爱新建在其后的电话采访中告诉记者, 市委书记徐鸣和代市长李福全1月30日上午专门召开了解决防盗门事 件的专项会议:全额退还防盗门款(总金额近160万元)且不拆旧门、 立案查处防盗门事件中制假售假的犯罪行为、立案查处闫家训打击报 复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闫为徐州市云龙区保安公司公共安全设施 经营部人员,非公安人员,当晚被刑拘)等三项决定也就此作出并开 始落实…… 15分钟后,王培荣和记者一起离开了海报栏。没走多远,背后的 远处突然传来一个中年人的洪亮呐喊:“王老师,我们支持你。”再 就是持续的热烈掌声。 自言四年里阅尽社会人生百态的王培荣瞬间颤抖了一下身体,放 慢了步子,他最终没有回头,但眼眶里已是一片云雾。 "绍兴书生"的抗争 王培荣这四年的斗争、挫折与感动都缘起于风华园小区那212档 相当具有“黑色幽默”效果的单元防盗门——“一种你想开时开不了 、想关时关不上、用钥匙开不了用手却拉得开的‘门’——如果这还 能被定义为门的话。” 记者还了解到,风华园小区是徐州市解决知识分子住房难的大型 民心工程,而建设期间领导对工程进行过视察并要求“把好事办好”。 为了终结这个“黑色幽默”,在风华园上千居民联名与物业、经 房中心和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无效后,王培荣开始了署名举报。从一 开始的市物价局、公安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信访办到市委、 市政府;再是从市人大、省人大到省公安厅、省建设厅,王培荣已经 记不清自己打了多少个电话、寄出了多少封挂号信、到这些机关跑了 多少次。 王培荣大学本科时的一位同班同学告诉记者,在2000年4月份即 举报开始时,王的生活基本上是集中在以学校为中心的“象牙塔”里, 几乎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会经验(王1984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 宁夏工学院任教7年,1991年赴天津大学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读研,1 995年1月来到矿大)。该人士还表示,很多同学或者给王打电话、或 者在chinaren上的校友录留言,让他别做唐吉诃德或者第二个“鲁迅” 了(王和鲁迅同籍,都为浙江绍兴人),争过就算了,继续搞自己的 科研和教学。 "黑色幽默"的放大 “但他总是说这种‘黑色幽默’他受不了,觉得应该有说理的地 方。现在看来,他这四年的经历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黑色幽默’。” 该人士评论说。 对此,代市长李福全也进行了类似的表态。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 时,李感慨,风华园防盗门事件理应在徐州经房中心这个层面就可以 解决,最多争议到泉山区政府和市政府相关部门这一级,根本不应该 上升到由市政府亲自解决甚而被接连起诉的程度。“对于个人而言, 维权的成本太高;而对于有关部门,其行政效率确实值得反思。” 但李福全也许并不知道的是,若回顾2000—2003年这个时间段, 此事件可以说是历经了当时多位市长的亲自批示却还是毫无效果。 王培荣提供的资料显示,四年来历任徐州正副市长亲自做出的批 示共有4次。 2001年庄华平副市长针对徐州市物价局进行了一个批示;2002年 一次市长会议决定由市公安局就防盗门事件成立专案组;第三次是20 03年3月11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原徐州市长潘永和在看到 江苏电视台的《大写真》节目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一副市长要求马 上查处,但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最让王培荣感慨的是潘永和2003年4月11日的一次批示。“一笔 一画地不仅写出了由哪个部门去解决,而且把主要问题都勾出来了。 一般情况都是办事人员写后由领导签字,但那个‘人民来信来访’的 通知单,从我的名字、单位、建议到落款都是潘亲笔写的。”王表示, 领导人做到这个份儿上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同时让潘和王无奈的是 ——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不屈不挠的诉讼 一次次举报的无效,王培荣从2002年10月起开始了诉讼。“行政 上走不通,我就走司法路。但个中滋味,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2002年10月8日,王培荣以行政不作为将徐州市物价局推向被告 席;同日,以同样的理由王培荣又起诉了公安局。2003年7月7日,王 培荣又在徐州市中院起诉徐州市政府、公安局、质监局、工商局、物 价局行政不作为。在因管辖原因被驳回后,王培荣又赶到南京向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2004年1月21日上午11时接到省高院的行 政裁定书后,下午2时30分他在援助律师的指点下,再一次到徐州中 院对市政府单独起诉。2月2日,王培荣在目睹退款开始后去中院撤诉。 有理有节的"战斗" 在南京大学法学院杨春福教授眼里,王培荣通过个人不懈的司法 抗争来进行维权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杨援引德国法学家耶林的 经典名著《为权利而斗争》中的一句话评论以为:“‘权利从它放弃 准备斗争的瞬间也放弃了它自身’,类似王培荣这样的维权个体的涌 现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是好现象。” 但杨同时以为,王培荣给他更深刻的印象是其斗争方式:“全国 维权案件越来越多,但是像他这样有理有节、有原则、有方法的实在 不多见。” 杨把王培荣的四年奔走分为三个阶段:“举报+网络”阶段、“ 举报+网络+媒体”阶段和“举报+网络+媒体+诉讼”阶段,方式 方法不断全面和成熟。 王培荣告诉记者,这并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他不断进行 探索总结的结果。 王告诉记者,一开始他的想法很简单,事实那么清楚、证据那么 充分,一举报不就解决了吗,后面就不是我的事了。但是没有想到, 那些努力根本没有什么效果。 在同事和学生的启示下,王开始充分利用网络。“北大的一塌糊 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南大的小百合BBS、北京的千龙网论坛、西 祠胡同,我都注册了用户名,事件一有新进展或者很长时间还没有进 展,我都上去贴文章发布消息。” 从1995年开始接触计算机的王培荣此时发现,高科技和相关的技 术这时候成为他维权的得力武器。2001年王新购买了一台计算机,并 配置了打印机、扫描仪和刻录机等外部设备,对于群发邮件等方面的 软件也开始熟悉。 嚣张奸商的恐吓 事情似乎很快出现了转机。2001年11月,常务副市长庄华平就风 华园小区防盗门事件作了批示。但很快王培荣就意识到事态并没有往 他想象的方向发展:“落实批示并不顺利,而防盗门的经销商闫家训 甚至嚣张地多次打电话威胁我,还找到一个矿大机械系的老教师捎话 给我,说什么再不停手,暗算是免不了的!” 一方面,批示不了了之而问题的解决更是遥遥无期;另一方面, 个人和家庭的安全受到威胁。 王培荣告诉记者,这时候他开始冷静地分析,决定扩充维权的斗 争方式——主动和市、省及中央一级媒体进行联系,进行曝光并造成 舆论氛围,这也有助于个人和家庭安全。 媒体监督的力量 2001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报》、2002年1月14日徐州《都市晨 报》、2002年1月17日徐州电台的早新闻以及南京《现代快报》的几 篇连续报道后,正面反馈也由此开始出现。 越来越多的中央和外省市媒体开始主动和王联系,王培荣在网络 上的名气也越来越响。 徐州市司法界一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媒体的大规模介 入在风华园防盗门事件的解决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02年6 月份开始王就向法院起诉市物价局和公安局了,但是一直没有被受理。 后来媒体的攻势越来越猛烈,10月份法院方面实在撑不下去了,起诉 才被受理。否则,根本不会有说法。” 王在向记者回忆他维权第三阶段时则表示,在走网络、媒体和司 法路径的同时,他并没有停止举报。“在我对公安局起诉的同时,我 一直在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02年8月18日,我在江苏省人大 常委会旁听后,也就此问题进行反映。省人大领导同志也知道了。” 而王培荣的爱人孙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上很多古道 热肠者的帮助也一直支撑着他们。“闫家训有一天晚上10时打威胁电 话来,说要2000万买他的人头。消息在矿大传开后,年轻的教职员工 和学生组织了一个‘保护老师’的行动小组,连野外考察的装备比如 帐篷什么的都带过来了,在我家楼下轮流值班、安营扎寨,接送我俩 到单位,接送我女儿去学校。”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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