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城市电视”专栏的归类

　　美国T.G.艾尔斯沃思（Thomas G.Aylesworth）教授在其著作《图解美国电视史》中，是这样分类的，美国电视共分综艺节目（variety shows）、情景喜剧（situation comedies）、犯罪片（crime shows）、科幻片（science-fiction shows）、冒险片（adventure shows）、电视剧（teleplay）、肥皂剧（soaps）、西部片（westerns）、少儿节目（children’s shows）、医生片（doctor shows）、游戏节目（game shows）和新闻（news）这些类型，在美国，“西部片”（Westerns）和“杂志类”均为重要的节目类别。但是在我国，前者鲜少出现 ；后者虽为舶来品，却成为荧屏上的常客。
　　杂志类电视栏目指的是统一时间长度内，栏目内容可以板块化，互不关联，《60分钟》就是典型的新闻杂志栏目。
　　从1996年至今，先后在湖南电视荧屏上播出的三个城市栏目《城市晚风》、《城市语文》和《象形城市》，从形式上看，基本都属于杂志类，每周一期，板块化，时间长度20－30分钟，从内容上看，它们被统一在“文化电视”的称谓里，很难找到自己的清晰归属，往往沿袭惯例，被笼统地规定为社教专题。
　　1999年，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世纪之交中国城镇电视观众需求变化及其对策”考虑到9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电视品种，曾把电视节目分为24类，其中与文化有关的，有纪录片、教育讲座、戏曲文艺、科技文化和社会服务（衣食住行指南）、时尚（服装、化妆、汽车）这7类；另外，我国传播学研究者曾采用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法，把电视归为纪实类、说服类、传统戏剧类、现代戏剧类和竞赛类这5大类，在这两种体系里，上述湖南卫视的3例城市栏目，也似乎很难简单定性。
　　Antony  Tapies（塔皮埃斯）说，“一种艺术倾向，是对另一种生存方式的渴望”，发现3个城市栏目的艺术倾向，并且界定清晰，显然很有意义，不说从琐碎经验中受益理性，至少我们能得到“病理创作”的标本价值。

　　三个“城市电视”专栏的出生语境三个栏目的沿革，可以一窥时代的文化肌理的变化。

   《城市晚风》创办于1996年。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已经实践着“老百姓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本土纪录片纷纷登陆中国各地的电视荧屏，而《城市晚风》以个性的人物、另类的点评、生硬甚至反逻辑的影像、并不忠诚于时间跨度的纪录手法，抓住了电视试验的裙裾一角，明显的表征是，片中同期和实况与解说词的分量呈一半一半的比例。
　　从1993年下半年、1994年上半年开始，以上海学者为主在《上海文学》、《读书》等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直至90年代后期，这个话题依然被继续关注与讨论着。当时，对应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物欲膨胀产生的文化忧虑，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思潮方兴未艾。
　　与思想界讨论的人文精神概念不同，电视人拿来了“人文精神”一词，注入了属于自己的特质，将“人文主义”演化为许多词汇加以利用等等。这些变体中只有一个词被保留了，那就是“人”。那时，湖南广电第一轮改革初见成效，湖南经视开播第一年归还贷款3千万元。
   《城市语文》创办于1999年底。节目通常采用失之艰涩的书面语言，大段大段地评论文化圈最新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有时看来它的大众文化批评十分及时，保持了独立视角，但是有时它的批评又言之无物，同时，节目的不可读问题也很突出，阅读门槛高，节目甚至不回避一些术语，撰稿人模仿报纸主笔的口气，不惜使用“本栏目这样认为”云云的话语，让观点前行。
   《象形城市》创办于2003年。与《城市语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由“语文”转向了“城市”，报道领域由纯文化转向了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
它完全摒弃了《城市语文》后期进化到有些“玄奥生涩”的解说词，它是高度电视化的，善于调动多种元素，甚至有“电视电影”的实验之作，以电影的手段来整合一个故事性观点的信息量，虚拟道具、配角等，尝试的“市场电影、职场电影、生活电影”，被公认为制作水平上了一个高台阶。

　　三个“城市电视”的艺术倾向

　　三个电视专栏，还是有许多共性的。
　　从定位上看，三个栏目服务性都不强 ；从特征上看，三个栏目都有一定的新闻性，关注范围设定为在两周内发生的文化事件 ；从手法上看，三个栏目都在形式上有野心，三个栏目从来都不是“诚实视听”，“大白话+大道理”固然是一个境界，但由于主创对现代汉语的偏好，三个栏目都有“文本电视”的嫌疑，解说词有时晦涩而书面化，偶尔为之的纪录、故事化拍摄等电视手法并不纯粹；从传播战略和技巧来看，三个栏目都有几分青涩，走的是小众传播路线。
　　但是，鉴于出生语境不同，它们的表征明显不同。《城市晚风》，文化时尚类，反映城市流行文化现象，以另类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引人注意；《城市语文》，严肃文化类，充斥文化深度报道和文化批评，以先锋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引人怀念；《象形城市》，文化地理类，关注城市里可以让人生还的美，以前卫视听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引人驻足。
　　假如把它们放在一道曲折回廊里，那么，笔者认为，这条走廊，恰好是一次从人本电视、文本电视到人文电视的连线。

　　三个“城市电视”的文脉

   三个栏目同样号称“城市电视”，出自同一主创之手，艺术倾向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脉没断，那么，这文脉是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来观察这文脉的三个特征：
　　与文学连体。三个专栏吸收文学，启用文学器官，它们对文字之美的苛求一脉相承，比起它对其他相通的艺术门类，比如音乐、视觉艺术的借鉴，受文学影响最大。
　　与文化连体。与文化连体，重要的不仅是连体，关键是怎么连，这里着重说说连体的方法——“处理当下”。
　　这三个栏目一直强调“对当下文化的处理能力”，从题材上从嘉宾上从作业规范上看，它们都强调了这一点。比如，这么多年，三个栏目对采访嘉宾的分类方法一直沿袭下来，十分有趣。总的来说，嘉宾分为两类，一类是电视事件原住民，即第一当事人、第一见证人、有发言权的第一参与人，这是新闻从业的一般守则，另一类就是专家，三个栏目开播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寻找专家、为专家定位定性的“思维软件”，首选“文化观察家”，即搞理论批评的、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能够对当下新闻迅即反应、即兴批评的学者；其次选择“感性文人”，即搞创作的、有诗性激情和话语系统的文人，能够对当下文化有个性阐释的文人 ；最后是“掌故家”，即专于某个领域的专家，通常是远离社会时事但熟知历史掌故的专家。从这样的嘉宾排序上，可见栏目对“切入当下”的重视。
　　与人文精神连体。三个栏目都把人文精神当成重要的精神资源——“一股底气”，“晚风”关注弱势群体——强大的民间意识，“语文”关注文学商业化之路——理想与现实的强大合力，“象形”注目城市灵魂地标——强大的文化召唤，这都可以有效衰减大众文化的负面特征——庸俗、做作、肤浅、刺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这样三大特征指向，这不曾中断过的“文脉”，应该就是电视的人文性。
　　所谓电视的人文性，是指电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势力，先天被赋予了要提升人类生活质量、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社会使命感。听命于人文性的安排，电视文化应该着重于人的本质、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宇宙观和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人的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要能为“建成人的物质实践力量与精神实践力量都全面提升的社会”尽力。
　　这是否与电视的第一属性——娱乐性矛盾呢？
　　笔者认为，不矛盾。
　　人文性强的节目不见得就不够娱乐，娱乐性强的节目也不见得就没有人文精神，这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因为电视先天的技术属性——科学性，比如它的声画刺激度、瞬间性等等，决定了电视比大众文化的其他领域，更容易庸俗化、弱智化，没有人文追求的娱乐电视生命力不会太长，反过来，所谓寓教于乐、娱乐性不强的人文节目也根本得不到它的观众群，因为人们打开电视时的期待就是能提供心理代偿的虚拟体验——全盘娱乐。
　　总结湖南卫视三个城市电视专栏的创作实践，可以看到，电视缔造文化，文化也成就电视，笔者认为，三个城市电视专栏8年来一线相承的文脉，其实是电视本身的人文属性，无论是人本、文本还是人文电视的尝试，电视都应该在对其娱乐属性恪守的同时，追求一定的人文性，即人文精神在节目中的俯拾皆是。这样，即使栏目出生语境不同，剧烈的变革让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演变频繁，我们仍然能够透过或显影或隐身声画背后的那根文脉，准确地联想起某一个电视栏目版本的大时代记忆。 

　　（长沙）李泓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