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年报》今年的两会报道中，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组稿子。尽管我在作两会报道总结的时候，说的有一多半是不足、缺陷、问题，但我们今年确实干得还是很漂亮的。《经济学家在总理面前争论经济是否过热》，《一次真正见了实效的监督》，《总理许诺给西部教育100亿　陈至立警告:别出现教育厅长因腐败落马的事情》，以及对于胡锦涛、温家宝参加代表团审议的若干独家报道，等等，分量都很重。
　　不过，那一些稿子的采写成功，都不如这一组稿子奇妙！没用多跑腿，没用多找人，记者采访所用的工夫比别的大稿子都少，采访对象顺顺当当地配合，一边接受采访还一边夸我们。在所有媒体家家共享的信息中，我们抢出了独家的重大新闻。仅仅因为我们多动了点脑子！
　　最先得到线索是在3月13日晚上。我们无所不能的人大记者组组长崔丽，从新闻中心领回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大会主席团关于宪法修正案草案最后修订稿的说明，一份是温总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修改的说明。第二天，在闭幕式上，宪法修正案和政府工作报告将提交大会表决。
　　老路数，材料我先看过，在上面值得追访的地方划线，然后跟记者商量选题。
　　先看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情况。小改之处甚多，大都无关紧要。值得关注的就一条，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部分添加了一句话:“必须坚持改进工作作风，精简会议，减少文件，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再看关于修宪的说明，第一页上讲的几点，也没什么好做的。于是跟崔丽说:“你就安排记者，明天好好写写政府工作报告中新加的这句话吧。”
　　崔丽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继续一目十行地看那份关于修宪的说明。第二页上，三分之二的篇幅在讲为什么要删去一个逗号。文字绕来绕去，一遍看不明白。再看一遍，觉得吃惊;又看一遍，我跳起来了，跑到门口大喊:“崔丽，回来！”
　　“写这个逗号。这个逗号可比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那句话重要多了。明天晚上我们的一版除了新华社的闭幕式通稿，就靠它了。”我对崔丽说，“找宪法专家徐显明，再找另外一个权威的法学家，再找一个农民代表，让他们都来说说这个逗号。”
　　过一会儿，我们特别邀请的评论家黄章晋到了。每天晚上，我们俩都要碰一次头，讨论“两会快评”的选题。说起这个逗号，这老兄也两眼放光。
　　在热烈的讨论中，我语无伦次地把这个逗号的价值越说越神:第一，它充分显示了宪法的神圣性;第二，在我印象中，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的会议主席团）第一次行使释宪职能，也是除针对香港基本法以外，第一次以立法者的身份说明立法本意，并且这一说明本身也已具有接近于最高位阶的法律效力;第三，删除有歧义的逗号，并且如此详尽地交代来龙去脉，主要是为了防止基层政府故意歪解宪法条款，侵犯公民权利，这再次印证了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为民”的理念。这个逗号可以写入中国的宪政史！
　　晚上九点来钟，崔丽兴冲冲地回话:两个法学家都找到了，采访非常顺利，他们都对中青报能注意到这一个小小逗号的修改感到很佩服。第二天再去采访一位农民代表，稿子就齐了。这时，我们的总编辑李学谦也到了。我兴奋地拿主席团那份文件给他看，汇报了已经做的采访安排。学谦说:“为什么保留这个逗号就会产生歧义，删去这个逗号就没歧义了，去采访一个语言学家呀！”真是好主意！正好记者王尧就站在旁边，我说:“你给刘爽（本报一位中层干部，曾兼职做过央视东方时空首批节目主持人）的老公打电话，她老公就是个语言学家，在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他要是不愿说，就请他推荐一个学者说。”
　　王尧给这位张伯江研究员打了电话。收获超乎预料:张研究员的导师恰好就是我国语言学的泰山北斗吕叔湘老先生，而吕叔湘先生曾亲自参与我国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的起草工作。张研究员告诉王尧，就在这次修宪之前，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授陆俭明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家们，一起接到了一个分析现行宪法语言问题的科研课题。他给了陆俭明教授家的电话号码。王尧认为，这位陆教授也该采访。我说:“那当然。”于是又一个电话打出去。
　　15日，一条新闻，一条解释性报道，一条评论，同时见报。
　　最先，和崔丽商定选题时，我还说:“明天肯定所有媒体都会盯上这个逗号。”但出乎意料，事后看，似乎只有我们一家把它做了个大张旗鼓。真没想到，这事也能弄成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