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冲突的情况在世界各国是普遍存在的，如何予以解决是一个带有共性的难题。从各国的实践来看，绝对的平衡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关键是给二者确定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
新闻监督与“恶意”标准
　　新闻监督的社会作用巨大，过多的限制是根本不可行的，因为新闻监督终究不是国家权力，没有强制力作为后盾，过多干预必然使得新闻媒体这一脆弱的力量受到伤害，难以发挥其作用。所以，各国对新闻监督更多的是予以保护。
　　新闻监督的负面影响，是由新闻本身之特性所决定的，对它不可能像要求司法活动那样严格。其实，任何一项制度不可能是有利无弊的，新闻监督所带来的好处比它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社会从中得益时必然也要付出代价。为此，全社会包括司法机关对新闻监督应持一种宽容态度。美国法院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当舆论过度报道可能会影响公正审判时，他们就采取变动司法程序而非直接限制媒体的办法，将案件移至异地审理或延期审理。1960年，《纽约时报》曾刊载整篇报道，揭露阿拉巴马州警察虐待黑人，煽动恐怖浪潮，所举例证有若干失实之处。警察当局负责人以诽谤罪起诉《纽约时报》，州地方法院和州地方最高法院均判决该报败诉，须赔偿50万美元。该报不服，再次上诉。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决，并宣布了涉及诽谤公职人员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当公职人员受到不实批评并遭受伤害时，不得提起诽谤罪诉讼，也不得要求赔偿，除非原告能够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批评是出于“真实的恶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这种判决，相信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新闻活动失误本是难免的，如果一旦发生就会承担诉累之苦，那么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就会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事态，而对监督失去热情。
规制监督滥用
　　新闻监督的滥用有损司法活动的正常运作，当然也需要加以规制，如《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中规定了新闻媒体10项责任与限制，其中就包括“妨碍司法审判之公正进行者”。世界许多国家对此在法律层面上仅是规定了一些限制性原则，诸如“破坏公共利益”等，具体的限制大多散见于一些法律中的一般性规范，如刑法中的诽谤罪，民法中的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等，以及诉讼法中的一些禁止性规定。新闻界在长期的新闻监督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办法，如:对正在进行的司法活动可以报道，但不加以评论;吸取司法活动方法，让案件双方当事人说话，让第三者说话，让专家说话，力求客观;报道司法的记者专门化、专业化，让他们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熟悉司法运作过程;对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以及当事人的权益予以充分尊重等等。
　　有学者提出，言论的错误最好是用言论来纠正。新闻监督里出现的问题在新闻领域内解决就是一个好办法，即将错误在新闻媒体上更正。另外，在某个新闻媒体的新闻监督中出现错误后，其它媒体出来做平衡报道也是不错的方法。
　　总的看来，公开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司法活动也在面向新闻媒体日益公开，一些固有的封闭做法正在被突破，如近年来出现的电视现场直播庭审，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期待法制规范
　　就我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平衡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之间的关系确有不少困难。我国新闻法制还不健全，造成新闻监督不规范，出了问题也是责任不明。这导致新闻媒体在对司法活动进行新闻监督时容易出问题，如:对正在审理的案件进行公开评论甚至指责;在判决前对案件定罪量刑;明显偏袒一方当事人，等等。许多案件的当事人也喜欢找新闻媒体来“曝光”，而不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
    我国的新闻监督与司法活动要进入良性互动的状态，有赖于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司法改革中，民主与法制得到完善，新闻体制得到健全，以及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公众一道成熟起来。这恐怕是一个相当长的调整和磨合过程。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众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一定要有责任感，要审慎，应该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切忌盲目和随意;要认清自身固有的局限，在司法问题上并不比司法机关高明，因此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懂得自抑，监督要适度;要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加强自律。当然，新闻监督不能因有所顾忌而迁就司法不公等问题。司法机关要认识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同时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允许新闻媒体以自负其责的态度对案件进行如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