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卜教授，您好！
　　2003年底，在国内许多媒体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人造美女”的报道，今年4月，媒体又披露了引发公众热论的昆明“美女宴”，加上近两年媒体频频报道的“人体彩绘秀”、人体家具等现象，让人感到现在商家和媒体中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拿女性人体作秀，或者说拿女性人体作卖点。其实，我们对媒体报道稍做留意就不难发现，在各类媒体中，关于女性的内容往往局限于美容、健身、婚姻、性等传统女性角色的领域，局限于生活、消费等私人领域的报道内。比如在网络这个新媒介上，类似“摩登美饰”、“霓裳艳影”、“冰肌雪肤”、“家居装饰”、“精湛厨艺”、“情感热线”等均归入“女人”一栏下，也是关于女人内容最多的部分。而在大众媒体所报道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女性作为主角出现的几率极少。卜教授，您认为女性在媒体中的这种角色分配是不是社会现实的体现？比如有人就认为，现实中的女领导、女性杰出人物本来就少，媒介怎么来报道呢？
　　卜:每天在这个世界上会真实地发生很多事件，新闻媒体反映什么不反映什么以及从何种角度反映，在反映过程中认同哪种价值观等等，会受很多因素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从来就不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比如，历年“两会”代表都有少数民族女代表发言，但是反映在媒体上不是她们的发言内容和参政能力，而是她们美丽装扮的形象。又比如，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暴力现象一直存在，但直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有关家庭暴力的报道才逐渐多了起来。所以，我们说媒介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实际上是说你的每一个新闻必须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媒介选择什么？媒介如何选择以及它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报道这样一个事件？这是媒体性别意识的体现，也是媒体在报道中体现性别系统性偏差的根源——不是缺少相关事实，而是媒介普遍存在着“性别盲点”。
　　赵:那么，大众媒介是怎样表现女性形象的？这种媒介的真实与社会现实是什么关系？它又包含了什么样的文化含义呢？
　　卜:在谈到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我想先介绍一个概念，就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一个社会群体形成的过分简单化，滞后于社会现实的概括性的看法。谈到妇女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感觉在很多文化的场合它好像不是一个褒义词。比如说我说这个人整个一个妇女或者说家庭妇女，大家就想到妇女这是一个中老年的，意识形态比较落后的，比较保守的一种形象。这个就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简单的概括。这种偏见我们就叫做刻板印象。
　　那么大众媒介是干什么的？大众媒介它反应和建构了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大众媒介中的两性形象，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但它也不是社会生活真实的反映，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映。媒介中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是被社会文化塑造的，是男权文化期望的一种形象，它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的一种反映，是一种自然的形象。
　　刚才你提到女性经常被建构在私人生活领域中，那么私人领域里首先我们提出来要讨论的形象是无私奉献的母亲或妻子。在大众媒介中，无论是在电视剧中或者在广告中或者在新闻报道中，我们都经常发现母亲被歌颂，妻子被歌颂，她们因为什么被歌颂？因为她们对家庭对孩子的无私奉献被歌颂，那么这里面就实际上有很多的性别问题。
　　首先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她成为一个妻子或者成为一个母亲以后。她的自我发展，她的事业的追求，还有没有意义？如果全都是对无私奉献的歌颂，那么女人就会忽略自己，就觉得自己的价值在于这种对家庭对男人的奉献，而自我的发展就没有意义。我们在谈到女人对家庭对男人的无私奉献的时候，我们想到没想到，如果这个家庭的幸福是建立在单一性别（主要就是女性）的自我牺牲方面，那么其他的家庭成员是不是应该被认为太自私了。还有就是当一个社会要求女人去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个社会才能发展的时候，那么这是不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问题。
　　在这样的报道中，媒介放大了母亲的这种理解、宽容、无私和奉献，放大了她那种就是被我们说是可以被社会所利用的这一方面，她的辛苦，她的生活的乏味，她的辛劳，还有她的一些缺陷，都被完全忽略了，可以说这是一个认识上的盲点。而这种形象是被媒介普遍认同的。
　　第二种被媒介普遍认同的是公共领域中的成功女性。一谈到成功女性，我们就首先想到一个词“女强人”。那么你很难说这个“女强人”到底是一个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尤其在我们的文化环境当中。当然一方面可以从褒义的方面理解，它实际上是赞赏女性的独立进取，她的那种奋斗或者在事业上的成功，对社会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它也包含了女强人缺少女人味。实际上客观效果它还是强调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角色，尽管这是公共领域中的事业型女性或者成功女性。
　　赵: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其实自己在采访中也有这方面的误区，就是在很多的对成功女性的报道中，记者肯定要提问类似的问题，你事业上这么成功，那么你还是不是一个好妻子？很多女性会自然而然地谈到自己歉疚，比如对丈夫照顾得不够多，对孩子照顾得不够多或者家务承担得不够多，或者觉得歉疚让丈夫也承担了家务等等。而对成功男性采访时则很少会问到这样的问题，这实际就体现了采访背后的一种文化的意义。
　　卜:还有一些公共领域中的形象。比如说，我们国家发动了一个救助失学女童的“春蕾计划”，它的宣传口号是“今天的女童，明天的母亲”。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宣传口号，是“投资今天的女童，明天的女性”，一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媒介还是在强调女性是私人领域中的家庭角色，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一个妻子。其实救助女童它是一个公共的问题，女孩子她作为女性，她有女性的权利，这是一个人权的问题，而不是说她能不能当母亲的问题。实际上，在我们的媒介报道中，很多公共的问题都被归结为女人的问题，包括比如足球队输球，是因为女人上了足球队的车。
　　还有一种形象，就是媒介中最普遍表现的一种形象，它既出现在公共领域里，也出现在私人领域中，就是女性作为男性的被看者，强调女性的被观赏性。比如你开始提出的“人造美女”、“美女宴”，比如女性要如何漂亮，要如何瘦身，实际上这是一种男权文化对女性心理和身体的一种控制，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再是我们自己的。
　　与此同时，关于女性的新闻则难以进入主流新闻。像妇女贫困、妇女健康，还有妇女就业、男女平等的机会、家庭暴力种族冲突，还有对妇女的暴力，像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新闻很难进入主流媒体中的要闻进行报道。基本上说新闻媒介对妇女的问题实际上缺乏一定的性别敏感。
　　赵:媒体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对现实中的女性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在上个世纪的美国舆论操纵妇女的就业观中可见一斑。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导致失业率猛增，女性外出就业遭到社会强烈的反对，媒体强调妇女的自身幸福和自我价值只有在操持家务中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百万男子应征入伍，报刊、广播一改惯常的反对态度，开始大力吹捧女性对战争的重要作用，配合政府大规模动员她们走出家庭，参加工作。大受欢迎的张贴画《铆工罗茜》是舆论界塑造的典型女民族英雄形象。1941年到1945年美国妇女就业率增长57%。在战争结束后,大众传媒迅速而自然地改变腔调，在军人退伍，工作岗位紧张的局势下,报纸、杂志、广告、电视以极大的规模塑造起一个个快乐满足的家庭妇女形象,再次成功地引导了民意。大众传媒——以当时的社会背景看亦即男性的声音——狡黠的转换和强大的影响力令人深思——媒介的巨大力量不仅能改变公众眼中的女性形象，甚至可以塑造女性眼中的自己。
　　卜:是这样。像现在有些女性用品广告，宣扬女人只有挺得起胸，才能抬得起头。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自信，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你就不能成功，你就没有好的爱情、家庭、事业。其实这跟你未来的生活并没有必然的逻辑的联系。但是媒介出于商业目的，它就是这样做，让你去追逐这样的标准。那么在追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还不仅仅在于你花费了很多钱，而在于你逐渐地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肯定、对自己性格的肯定。那么这个失去对女人的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就提倡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应该爱和接受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能盲目地追逐广告或者这种商业的宣传。
　　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是暴力的受害者，包括女性不幸被强暴。那么在这类报道中，这些暴力受害者常常被写成了抗暴的烈女，所用的词汇也是非常封建的。比如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或者刚烈行为，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压迫，这种精神压迫使很多女性感到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我们都知道一个最典型的报道，是关于一个四川女孩唐胜利的报道。有记者做过统计，在这个报道以后，大概又有22个女性仿效她跳楼，就是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清白。这是媒介报道对社会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把这样一个妇女受暴的人权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的是不是能保住自己的清白、自己能成为贞女这样一个非常私人化的问题。
　　赵:在我国的政策中，应该说女性被赋予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应该说是我国女性的幸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女性地位、女性权利是被赋予的，不是女性自觉地自己争取而来的，所以这就造成了政策赋予的权利和我国女性自觉的权利要求之间，政策层面的权利和女性实际得到的权利之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媒体对女性的态度和引导更容易对女性产生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种女性“回归”的思潮，媒体刊登越来越多的赞美女性回归家庭，回归母性的文章，认为把女性从家庭、职业的双重重压下解放出来，从坚硬厚重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让女性回到悠闲轻松的生活、心理状态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这种观点对于在现实生活中疲惫不堪地扮演着双重角色的女性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但是，这种“回归”恰恰是女性解放的倒退。在2001年底上海社科院“大众传媒与社会性别”的研讨会上，上海市妇联公布了“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43.8%的男性和37.4%的女性赞成“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观点，对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有31.2%的男性赞同，有36.4%的女性赞同，竟然比男性赞同率还高出5.2个百分点。这与几年前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同年在北大、南开大学、天津师大的专题调查中，大多数女生认为，以往妇女解放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没有保护与照顾的平等，这种解放的沉重代价是婚姻家庭的松散关系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这个调查的确反映出了女性解放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我们的媒体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反映这个问题，促使问题的解决？是呼吁社会对女性的保护，政策的不断完善，鼓励女性不断寻找、适应社会角色，还是简单地号召女性退出社会，回家了事？这实际体现了媒体的性别观。
　　在去年的两会上，有一位在全国妇联从事妇女维权10年之久的女代表强烈呼吁，应该建立媒体评估机制，禁止媒体表现腐朽女性文化，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卜教授，我国现在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怎样？
　　卜:性别盲点和性别歧视是我国媒体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说媒介中出现这么多扭曲的女性形象，它不是一个媒介或一个记者一时的糊涂或错误。而是各种媒介内外，就是媒介机构内外的因素的一种共同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综合的影响。那么我们在媒介进行改变的时候，也要用媒介以外的力量，当然也包括媒介以内的力量。然后通过这种合力来形成对媒介的影响，就是促进这种性别的公平的流动，改变贬低女性形象的新闻报道。
　　我们国家对这种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的干预，来自政府的干预，主要包括建立为妇女的媒体，发展性别平等的政策建议，还有公开地讨论大众媒介问题。最重要的就是2001年全国妇联召开了大众媒介与妇女发展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上，大家非常全面地和深入地讨论了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的问题。
　　那么除了政府的干预，也有一些干预是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就是NGO。NGO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国际国内都有传媒监测网络，它的任务是要做媒介批评。1996年，中国也成立了第一家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它的主要的成员是来自首都及外地各大媒体的记者，还有一些妇女研究者和一些妇女活动家，主要的任务就是对媒介这种歧视女性的现象进行批评，再就是建立性别平等，肯定女性自身挑战两性角色和定型的文化。
　　赵: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女性开始了一场反对男性垄断媒体的战斗。在创刊较早的女性报刊中，有一种刊物叫做《不再嬉娱》（《No More Fun and Games》）,这是女性主义者们对媒体对她们单一的私人化领域报道和“第二性”的社会角色定位的严正抗议。希望我们的媒体能记住这个刊名，创造一个更为平等的性别空间，尤其是媒介空间。谢谢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