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黄色新闻”？我国部分学者认为：黄色新闻是19世纪末美国纽约两大黄色报纸——《世界报》和《纽约新闻报》惯用的煽情主义手法，而它是那些为了迎合低层读者的情趣，以犯罪、凶杀、色情、小说连载等刺激性、消遣性文章和漫画为内容的“黄色报纸”经常使用的一种新闻报道手法。美国新闻学者则认为：黄色新闻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新式新闻思潮”。它是1890年代中期，在美国兴起的，报纸主编为取悦读者而将煽情主义与“更大的标题、更可读的故事、照片和颜色的点缀”等技巧结合起来编辑新闻的行为的劣质产物。综合以上几种看法，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黄色新闻”是与黄色报纸和煽情主义紧密相联的。无论是作为一种报道新闻手法还是作为一种新闻思潮，黄色新闻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色情的内容和淫秽的东西”的代名词。

　　二

　　 “黄色新闻”的兴起主要是在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这一个历史阶段。综观这一历史时期，无论从世界还是美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就世界范围而言，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的这些国家的报业也有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通常被认为是报业发展的重要转变时期。表现在报纸方面就是独立于政府或政党之外的商业性报纸逐步取代政党报纸而成为报纸的主体，报纸的发行范围扩展至整个社会，并在竞争中出现了报业的兼并现象。
　　与此相同，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经过工业革命和南北战争美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从内战结束到1900年，美国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七倍，跃居世界首位。城市人口增加了两倍，教育事业进步，这些都为报纸的现代化进程准备了条件。同时，“黄色新闻”产生的各方面条件在这时也基本具备。
　　尽管教育的进步促进了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但整个社会的总体文化水平依然较低，甚至到1900年时，美国人均只接受5年的学校教育。加之，工业化虽然使整个国家普遍受惠，但是这个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并非人人都取得了成功，也并非人人都感到满足，这也导致了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罢工的高涨。种种原因，使当时的普通受众对兼具娱乐和告知两种特性的通俗报刊青睐有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将新闻传播功能作为报纸首要职责、开展符合公众旨趣的改革运动的、采用大标题和插图以通俗化内容吸引广大读者的“新新闻事业”最终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之下，“黄色新闻”的粉墨登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三

　　尽管，从上面的时代背景来看，“黄色新闻”的出现是势所必然，然而“黄色新闻”的泛滥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诟病。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就认为，黄色新闻“使用大字号标题，给人以耸人听闻的虚假感；滥用以至伪造照片；捏造访问记或其他报道以行骗；对民众表示虚假的同情，发起运动以标榜自己等。”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也认为黄色新闻在获得了受众的同时，却“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不仅起不到有效的引导作用，反而为罪恶、性和暴力开脱”。由于舆论的反对和指责，《世界报》后来逐渐摒弃了黄色新闻的做法，《纽约新闻报》也因教唆刺杀总统麦金莱而受到各界的抵制。然而，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一新闻手法或新闻思潮的另一面。简而言之，“黄色新闻”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首先，就“黄色新闻”的故事化的报道手法而言，许多人认为这一手法是对“客观性报道”的一种违背。但“故事模式”是否就真的比以客观性见长的“信息模式”稍逊一筹呢？美国新闻史学家夏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其专著《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中认为：从1890年代前后至一战以前，美国现代新闻业的发端阶段出现的普利策的《新闻报》和奥克斯的《纽纽时报》，分别代表了“故事模式”和“信息模式”。他认为，现代新闻报道刚一开始就有两种特性，即真实性和娱乐性，或者说反映了传媒的两种功能：提供信息，及讲述故事。纽约《世界报》和《新闻报》选择了娱乐性，奥克斯接办的《纽约时报》则选择了真实性。
　　“信息模式”的报纸看起来比故事模式的报纸“更值得信赖”。但是，在论述美国现代报业的开端时期，夏德森认为两者的分野主要还是在所服务的阶层的差别上：即在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与“信息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中产和劳动阶级与“故事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从1983年普利策接办《世界报》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黄色新闻正值鼎盛之时，《纽约时报》却同时确立了作为美国最可信赖、最受尊敬的报纸的地位。因此，我们要说黄色新闻在报道手法的选择并没有对错之分。我们不应因其报道内容的低俗性来否定形式和手法的合理性。
　　其次，我们还应看到“黄色新闻”的受众定位非常明确，其受众观念较之政党报纸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上文所述，1880—1890年代的纽约是一个移民城市，1881年以后的约十来年里，每年涌向美国的移民高达50多万。到1900年，美国双亲是移民的公民2600万，本人即为移民的有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6%。多数移民没有阅读能力或者看不懂英语，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学习。将这些新移民作为自己争夺的目标受众，依靠适合这些读者阅读水平和口味的方式来扩大发行量赢得经济上的独立，并获得高额的经济回报。这无疑是对政党报依靠社论取悦党派和政府对上负责的受众观念的颠覆。同时，办报者眼光向下的受众观对于满足当时低层受众的知晓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它使大众媒介不再受一党一派的牵制而走向一种公共领域。
　　再次，对低层读者口味的迎合绝不仅仅是“媚俗”，也是大众传媒的娱乐性功能的一种预演和初步发挥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普利策、赫斯特等人的黄色报纸，引起的读者消费潮流、迎合广告客户的潮流适应了城市居民不断改变的生活、感受和渴望，这也意味着报纸“娱乐功能”的扩大。当然，这其中并不能排除其“媚俗”的成份，媚俗作为一种与大众传媒发生发展相共生的现象，在当代的大众传媒中依然有着程度不同的体现，我们又怎能将其作为“黄色新闻”的独有现象而不加辨别的进行批判呢？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尤其是都市中心）是一个日趋消费主义的社会。当时的社会变动剧烈、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尤其是社会丑闻也层出不穷，报刊杂志热衷揭黑运动。媒体置身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要想获得目标受众的认同并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而不对这些现实加以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