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最脆弱最不成熟”的文体，划出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新时代，不知是喜是忧。然而对于时评来说，肯定是有喜的，这不，时评热刚刚三五年，大一点的反思与讨论就有两次。一次是李方老师感叹“不容易”，一次是惠铭生老师飞“冷眼”。
在中国新闻写作的各种文体中，再没有比时评更幸运的了，可以说是实践理论齐步走了。这边热热闹闹扎堆写时评， 那厢认认真真叹苦经。
目前，对时评的一些理论研究已经到了求真求美的程度，有人提出时评要向杂文看齐，要达到“有思想、有深度、有趣味、耐回味，富于逻辑力量、思想锋芒和阅读美感”的标准。邱贵平老师认为：思想和文采是时评的生命。李方老师更是苦苦相劝：要有“高层人脉和理论修养”。于是，有人干脆发誓不真不美就不写了。
这也难怪，尽管肖余恨老师断言时评快要臭大街了，但时评人自己还是敝帚自珍。时评么，往大了说，是“舆论导向”；往正了说，是“铁肩担道义”；往好了说，是“社会良知”；青锋老师说，是“热血心肠”和“侠肝义胆”。
有人写时评，有人搞研究，当然是天大的好事。既然是研究，我想能不能先把最源头的东西搞清楚，时评是怎样火起来的，时评为什么能火起来？
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如“舆论空间的开放”、“媒体市场化的走向”、“多元化的思想”、“民主进程的推进”，所谓“民主兴，言论盛”。所以，时评是民主催生的结晶，是公民参政、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当然，我们还不应该忘记时评的两个功臣：一个是《中国青年报》在1998年11月开办的“冰点时评”；一个是《南方都市报》在2002年3月开办的时评版。
这些研究应该说很有见地，但我觉得还是属于那种“事后拔高式”的总结。这些研究往往把一些现象进行高度概括后，归结于时代的变迁。这其实是一种公式化的研究，因为任何一种受人关注的现象，都可归结到时代的变迁，哪一种进步，不是“开放”、“市场”、“多元”、“民主”等等推动的结果呢。

　　（二）

　　所以，我还是想问，时代变迁为什么偏偏就让时评火起来了呢？或者说，媒体改革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时评作为突破口？
这应该从媒体的职能说起。媒体是干什么的，传播信息，而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新闻报道。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媒体突然发现，新闻报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无法满足现代受众的需要。现代受众不仅需要在第一时间知道事情的发生，而且还需要随时随地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
但是一些新闻用通稿的惯例，使得新闻报道变成了旧闻报道。一些重大事情在传统媒体报道时，早已是在路人皆知之后了。
让传统媒体讨厌的是，网络媒体来了，它打破了旧的游戏规则，它既可以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报道，也可以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进行评论，不受时空的任何限制，既不用审查，又不用请示，甚至连记者编辑都不需要，真可谓“个个揎袖上阵，人人义薄云天”，发愤疾书。网络媒体给了每个想说话人的说话权利。话语权，有点象毒品，要么一点别沾，沾上就一发不可收。
于是，时评应运而兴。不经意间，时评充当了新闻的替补队员，这个角色实际上还是新闻的角色。因为现在的许多新闻，还是不全面、不客观、不清楚、不明白，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受众要从字里行间琢磨编辑的意图。
去年10月29日北京首届性文化展览开展，但不到一小时就停展了。问其原因，是展厅门口修路，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但新闻也只能做到这里了，对方就是这样回答的，再问人家不说了，弄不好，下次有事不叫你，断了你的红包。这时，时评跟上，事情就有了说头。10月30日信报以《性文化展览何时不再尴尬》为主题做了一版时评，分别发表了童铁丁“我们应该为什么而紧张”、肖余恨“谁让性实物展面红耳赤？”、刘海明“敏感问题要谨慎处理”、王芳“文明的特征是有所禁忌”的文章。这样即能保护了记者，又能引起受众关注。受众关注度高，对当事者就是一个压力，尽管现在并未见有关人员出来给个解释，但至少，当事人再遇此事就会三思而行，对提高当事者的办事能力大有好处。

　　（三）

　　所以，时评只是新闻的替补，在新闻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它替新闻迂回进攻。人们爱看时评，爱的是时评中的“时”，即事情究竟怎么样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还有多少内幕不清楚??
目前的新闻，尤其是一些重大新闻，事情到了关键时刻就没了，于是，时评中的“评”，就成了人们的次选择。由于，首选择常常缺位，次选择自然升位成首选择。久而久之，给人一种假象，好像人们更多地需要的是“评”，这也就造成了时评的虚假繁荣。
通过时评的虚假繁荣，我认为，应该清醒地看到，正是由于新闻的严重缺位，人们才不得不把关注度转移到事的评论上来，希望通过时评，推动事情的发展。所幸的是，时评正好起到了这个作用。而且更大的好处是，人人皆可时而评之，这也是时评能迅速火爆的主要原因。
这从延安“黄碟”事件、孙志刚案件发生期间面世的大量时评作品中就可找到证明。谁说这个时候的作者不是本着一颗正义之心在写作？谁说这个时候时评作者的“一哄而上”无助于问题的正确解决？正是成千上万的时评作者和网友的愤怒声讨和激情声援，汇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正义洪流，澄清了人们的模糊认识、普及了公民常识并且冲毁了不合理的制度堤防，如《收容遣送制度》。
通过这一系列事情的解决，也能清楚地看到，人们津津乐道地读着有关事件的评论时，内心里里盼望的还是事情的进展情况，也只要事情圆满解决，人们心里的石头才能落地。
时评是人们对新闻事实知情权得不到满足时的一种渲泄，是受众对媒体的一次幽默：既然你们做不了新闻，那就让我们自己来吧。孤立地看一篇时评，它也许只是猜测、追问，甚至是谩骂，但无数个猜测和追问，就逼近了事实的真相。
当一件事情发生了，大多数媒体在追问，那就得有人站出来解释，这就是传媒的力量；当然，在今天，时评人也可自豪地说，这是时评的力量，但心里应该明白，那还是新闻的力量。
所以对时评的研究，不妨先放放。正如马少华所认为“它应该比职业文字――记者写的消息、秘书写的报告――更普遍一些，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它是公民表达自己见解的实用性文体，就像写信是一种实用文体一样。 它所满足于人的无非是表达，它所要求于人的，无非是表达的效率。”
与其研究风声水起的时评，不如让“新闻”回归新闻，让新闻报道真实地反映生活，这才是媒体研究的努力所在。我们总不希望打开报纸，满把翻过全是时评吧。当我们看到南都、京华、《新京报》像《纽约时报》一样，把社评和时评连成两大版时，我们为时评感到骄傲；而当越来越多的报纸、越来越多的版面变成时评时，我们为新闻感到悲哀。
当我们的新闻面对重大事件不得不保持沉默时，只要时评人，哪怕是轻描淡写、云山雾罩、言不由衷、词不达意地评上几句，那就是最好的时评，因为你代表了公众的需要，吸引了各方的注意力，争取了解决问题的时间，拓宽延伸了新闻。
活着，顽强地活着，这就是当前时评的生命价值，直到“新闻”真正回到新闻的那一天。当然，我们明白，那一天到来之日，就是大批时评人解甲归田之时，但我们无怨无悔。我们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走了，跟来的，将是李方老师所盼望的绅士般的时评大家，我们为那一天的到来而欢呼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