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城蟋蟀白话

　　
        秋风起，又到斗蟋时节。
　　一个俗称为“蛐蛐”的小“虫”也可以掀起波澜。
　　济南斗蟋活动历史悠久，虫坛风云可追溯到清末民初。那时，养蟋蟀在老济南相当普遍，上至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乐此不疲。对不少“老济南”来说，逮蛐蛐、斗蛐蛐、养蛐蛐曾经是过去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事。泉城历年来的秋战风云史，亦显示了“历代秋日斗蟋的盛况”。
　　但“言及斗蟀之风，毁誉不一。”好虫者说，“玩物丧志”虽多为后人所诟病，持怡情养性之见者亦大有人在，“好虽同而道则相去甚远”。

        诸阶段“俱有要诣”
　　“斗蟋”之道也大有学问

　　说到鲁虫，便不能不说说至今一直活跃在山东“虫坛”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柏良先生。
　　由于正值虫友在外“游斗四方”的活跃时节，记者没能得到和柏良先生及更多的“虫坛大腕”面晤的机会。不过从和其有过交往的虫友的记叙中，我们仍然可以一窥这位“虫坛大腕”的风骨。
　　一熟悉柏良的好虫者介绍说，“民国生人”的柏良系“济南名士”，且“长于名门”，因“少时即结识刘冠三等济南大蛩（古时对蟋蟀的一种称呼，记者注）家，深得其中三昧，故痴心养虫，以虫会友”。连续几日，记者早起在虫市上转悠时，不少卖家和虫友便不止一次告知：“要想知道更多的地道的‘虫’的学问，你还得去找柏良，那可是大‘家’啊。”
　　“从虫季的初、中阶段，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为虫友牺牲的，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各地的虫友慕名而至，求他相助，他都是有求必应，慷慨不吝。当地的农民也都视他为师友，纷纷先将好虫送给他审视，他也会将虫的优劣细判给农民听。”为柏良的《山东蟋蟀谱》作序的虫友肖舟对柏良评价颇高，“苏州的毛锡祚是姑苏资深养家，为人耿直，平时不随便夸人，却也曾对他说，柏良先生不愧为真行家，确有真本事。”
　　由于在相虫、择虫、养虫，甚至选盆等诸阶段“俱有要诣”，故此“虫道”被诸多好虫者认为“实深不可测也”。因此在资深好虫者白峰看来，就好似以前挂在一些理发铺门口的“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的挑子一样，“斗蟋”之道也大有学问，意蕴无穷。

        昔日泉城秋戏日隆
　　“斗场心情，非此道中人不能体会”

　　山东名虫产地，众所周知的地方，如宁津、德州、乐陵一片，但由于山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土壤和气候条件适虫，产佳虫的区域并非仅此几处。
　　济南斗蟋活动历史悠久，虫坛风云可追溯到清末民初。
　　对不少“老济南”来说，逮蛐蛐、斗蛐蛐、养蛐蛐曾经是过去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事。据柏良考证，山东中部以省城济南为中心，近郊四乡多产名品。如济南东郊的姚家镇一带过去盛产雪花青，虫体纯青，整皮一色。济南北郊黄河南岸边的赵庄盛产紫横梁，淡黄尖翅。济南西郊段店镇所辖的红庙、韩庄、魏化庄、张庄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曾盛产上品蟋蟀。但近几年由于城市建设外延，虫栖息地越缩越小，再难捉到大身虫。济南西南乡长清县（今长清区）是历史名虫产地，有过去的“皇封地”，所产蟋蟀品相上乘，附近几十个村庄的沟坡、村头和空地均出好虫。
　　当时较有名气的玩家，都是在社会上有些根基的人。如商业巨子章丘旧军的孟氏家族，斗蟋封号“祥”字，家中有养虫“把式”（即专门调养蟋蟀的行家）数人，有虫盆上百桌（每桌２４个），在济南旧城的护城河边，置一四合院落，每年秋季供养虫用。

        中午时分已是喊声四起
　　泉城“斗蟋”，如今规模亦盛

　　先前，曾向好虫者打听到，如今省城济南尚有两处比较集中的蟋蟀市场，一处在英雄山花鸟鱼虫市场，另一处则在成丰桥花鸟鱼虫市场。
　　１０月２１日，出乎意料，记者一大早赶到目的地寻找“英雄山花鸟鱼虫市场”时却始终未果。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在经十一路南侧省通信管理局西侧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了流落至此的“虫”市。“标山市场那边人气不旺，只有周末才有零星几个人。”从五里牌坊赶过来的７２岁的好虫者老冯告诉记者，现在这里已经是省城最大的“虫”市了。
　　前一天背着两百多个“蛐蛐”从老家赶到济南，已经摆开摊子的乐陵张桥乡田高村的５２岁的张怀英说，由于济南的“虫”市相对没有南方火爆，她和同伴背到济南来的这些“虫”都是在家里挑剩下的。尽管如此，她们的“虫”还是引来了不少好虫者的光顾。
　　９时起，市场上的人气陡升。记者注意到，三三两两拎着装满大大小小“虫”罐罐的包裹的好虫者开始赶过来。１１：３０左右，这里已经是“杀”声四起，近百人分别聚拢到几个场子，各自拉开了阵势。只见“圈”中二虫对决，振翅高鸣、扬眉拂须、步步紧逼、咬牙拼齿。若是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很可能杀得难解难分。双方“虫”主在惊心动魄的斗局中，屏气敛息及至一方获胜，才舒出一口大气，其情趣不可言喻，甚至连旁观者也深感其乐无穷。

        “好虽同而道则相去甚远”
　　关键是要有个度

        据了解，斗蟋蟀本是一项传统娱乐活动。业余时间和“蛐蛐”打了６０多年交道，如今已在圈子里小有名气，一贯提倡“以虫会友”的老吴说，养蟋蟀在老济南相当普遍，上至王公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乐此不疲。也有善养蟋蟀的主儿专为大户人家养这玩艺儿，混口饭吃，也算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技之长，俗称“蛐蛐把式”。“蟋蟀可以修身养性。”可如今，“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个别以斗蟋蟀为掩护进行赌博，甚至还出现了为此给蟋蟀喂兴奋剂的丑行。”
　　刚刚从上海“游斗”归来的老吴说，“在上海和杭州等地，利用蟋蟀赌博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还有开着奔驰车往返于杭州、上海两地‘赶场子’的超级赌徒。一些不法分子花巨资买来蟋蟀，专门雇人喂养、洗澡、训练，蟋蟀参赛赌博时从中抽彩头。一般每场赌局都会吸引几十名赌徒，赌资也都动辄几十万，据说曾经有人在一个晚上就输掉了５０万元。”据统计，“上海警方每年秋季平均要破获上百件聚虫赌博大案，且这类案件有逐年递增的趋势。”
　　“斗虫之风习已久，自有其迷人之处。”资深好虫者白峰先生说：“既是斗虫，众人一心，无不争胜。然则你胜我败，无可逃脱。其斗场心情，非此道中人不能体会。而斗虫之人，又兼有怡情赏玩者、赌场争斗者、意气相搏者、鬻虫求利者间杂其间，各不相同。故此玩虫者亦是三教九流，趣味迥异。好虽同而道则相去甚远。”
　　自古以来，在养斗蟋蟀的活动中，很自然地分成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一部分人纯粹以养斗蟋蟀为怡情养性的业余雅兴，和种花、养鱼、放鸽一样。一部分人从赌斗蟋蟀中寻求刺激，寻求发财捷径，而狂赌滥斗，往往二虫交口的瞬间，使人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于是，蟋蟀被视为“亡国之音”、“不祥之物”。其实，养斗蟋蟀是“玩物丧志”还是风雅韵事，就要看养斗蟋蟀者本身的素质与情趣所钟，“关键是要有个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