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职业“打假人”：“边缘而危险”的行业

　　自称“业余打假人”的赵亮在研究新拿到的几份检测报告。 (胡磊 摄)

　　2014年11月3日，位于济南市建设路的工作室内，纪万昌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着手中的检测报告。3天后的上午10时，以纪万昌为原告的一场打假官司将在槐荫区人民法院开庭，他正在为此做准备。

　　身后的墙壁上，张贴着“老纪打假维权工作室”的大幅招牌，其中，“不维权，我们将成为永久性的弱势群体;不打假，商家的诚信度会越来越低”两行字尤为醒目。

　　生于1973年的纪万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加沧桑。入行14年来，他的维权团队已颇具规模。30多人，五六个在济南“坐班”，其余分布在全国各地。

　　他的团队分工明确，有负责去各商场发现问题的“技术人员”，有专门购物的“职业买手”，还有与各地各类检验机构打交道的“送检员”，而最后的谈判、索赔或诉讼环节，由纪万昌和另外一名“法务人员”负责，部分难度较大的案子，纪万昌会亲自出马。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是“合伙人”，大家聚在一起，是因为这种形式比单打独斗收入更高。纪万昌自称，目前每年的毛收入约100多万元，但据其他圈内人士称，实际数额绝不仅于此。

　　数量暴增的维权人

　　职业维权的圈子在不断洗牌和翻牌，不少人选择离开，还有不少人“进去了”

　　与所有职业维权人一样，纪万昌目前的“光鲜”，是从单枪匹马逐渐“混出来”的。

　　入行之前，他开过大排档，摆过地摊，蹬过人力三轮车，干过装修。直到2001年，朋友在一家商场给孩子买了一张儿童光盘，里面竟然出现不健康内容。纪万昌和朋友一起去商场讨说法，最终商场双倍赔偿。

　　此后，从中嗅到“商机”的纪万昌，从河北衡水踏上了专业打假之路。2002年至2006年间，他辗转于北京、青岛，随后来到济南。

　　伴随着纪万昌“从骑着自行车在商贩那里找假货”到团队化运作的变化，职业维权的圈子在不断洗牌和翻牌。

　　1994年1月1日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以维权为生的王海等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职业维权人”这一称谓随之出现。从2010年至今，伴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逐步完善，职业维权人数量暴增，据纪万昌粗略估计，目前，吃这碗饭的人数量是2010年之前的十倍还多。不少商场超市的理货员、前台，在多次与职业维权人打交道之后，逐渐学到了“门道”，开始“干点小活”，每月收入七八千元不成问题，本行逐渐被放弃。

　　其间，作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边缘职业者，不少人选择离开，还有不少人“进去了”。

　　提及刘江一案，不少职业维权人均表示，受该案件影响不大，“我们都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操作”。但这件事给纪万昌提了醒。现在，他与对方签订的每一份和解协议书中，最后必然注明一条：不再购买、举报、起诉，如再次发现问题，可善意提醒并要求下架整改。

　　“收了钱就不再举报，就涉嫌‘护假’，容易留下把柄。”在纪万昌看来，刘江前期维权之路走得太顺，防范意识越来越差，不用职业语言，最终被“设套”。

　　案例

　　审判时间：2011年12月15日审判地点：重庆万州区人民法院涉案人员：职业维权人刘江、胡海天、莫天和犯罪过程：2008年6月，刘江发现全国各地许多电视台播放的医疗类广告存在夸大疗效等违法行为，于是招募了胡海天、莫天和等人，分别安排到相关省市录制当地电视台播出的医药类广告，并在当地购买一份产品。随后，刘江在其开设的“刘江说法网”上制作举报材料，共向全国数百家电视台敲诈勒索，涉案金额230多万元。其中山东省的最多，为106万余元。

　　审判结果：刘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胡海天有期徒刑4年。莫天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边缘而危险”的行业

　　在遭遇过维权难的消费者看来，他们是“打假英雄”;而在商家和企业眼中，他们则是令人厌恶的“刁民”，并曾因此遭受暴力

　　相比纪万昌的团队化运作，与其同岁、同一年迈入打假之路的赵亮至今仍“孤军奋战”。

　　2001年，赵亮新买的插排总是松松垮垮，了解相关知识的赵亮明白，按照标准，插排应有一定的插拔力，气愤的他持检测报告，督促工商部门罚没了商家的两箱不合格插排。此后，“生性执着”的他再遇到不合格产品，都不会轻易放过。因只针对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产品打假，且并未丢掉“正当”工作，赵亮一直自称“业余打假人”。

　　但他明白，无论“职业”还是“业余”，都面临着双重身份：对于不少有过买到假货却难以维权，或者根本发现不了是假货的消费者，他们是“打假英雄”;而在商家和企业眼中，他们则是令人厌恶的“刁民”。

　　职业维权是个“边缘而危险”的行业。十几年来，纪万昌受到的电话和言语威胁之多，已让他司空见惯，有时甚至还会挨一顿拳脚。

　　这种情形，几乎在每位职业维权人身上都曾上演。

　　虽然血腥的场面回想起来仍那么清晰，但受访的职业维权人一致认为，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平均好几年也遇不到一回。”而一旦出现走极端的对手，即使“团队作战”的职业打假机构，也必然处于弱势。“不少人以为干这行的都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其实不然。”

　　纪万昌对“对手们”的心思揣摩得比较透彻：他们的任何举动都是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没必要要你的命。但万一真要遇到这种对手，就认命了，“豁不出去，干不了这行。”

　　案例

　　2012年7月，赵亮在位于经十纬十二路附近的一家国际知名服装经销店内，发现一款服装的纤维含量超标。

　　2012年9月的一天，赵亮将不合格衣服的批次信息写在牌子上，要求对方召回已销售的相关批次所有服装。

　　不一会儿，五六名统一身着黑色T恤的年轻男子，将其检测报告及钱包等私人物品抢走。

　　赵亮第二天仍然前去，引来了服装店所在卖场五六十名身着制服的保安，其中10余人“训练有素、分工明确”地将其殴打成轻微伤。

　　2013年9月2日，赵亮再次被打成轻伤。

　　因其购买的一条夏凉被经检验为不合格产品，双方协商不成，供货商张某伙同其余3名社会青年，于当天8时许在赵亮居住的大院内行凶。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张某赔偿赵亮各项损失14万元。

　　“斗智斗勇”的交锋

　　商家对导购员进行“怎样识别和防范非正常购买人员”的培训，而职业维权人则对买手进行“乔装打扮”

　　直接的身体冲突是少数，但双方“斗智斗勇”的情节在每一次的交锋中都不曾缺席。

　　随着与职业维权人博弈次数的增加，目前，不少商场超市都加强了防范。据纪万昌了解，济南有的大型商城在培训导购员时，已明确有了“怎样识别和防范非正常购买人员”的课程。赵亮也曾从工商部门工作人员口中听说，他一跨入商场，“狼来了”的消息就已悄悄传遍。

　　“有政策就有对策。”眼下，纪万昌的团队又想出其他办法，他们会找一些生面孔，如果需要购买的商品价格较高，他们会为买手“配上名包、手表、大金链子，总之得让他们看起来有那种范儿。”

　　案例

　　2011年前后，纪万昌团队在泺源大街附近一处卖场内，发现一件售价3万余元的女式衣服存在问题，于是请两位女性朋友帮忙购买。纪万昌在楼梯口处远远地向朋友指出了衣服的位置，随后三人出去吃饭。饭后两位朋友返回卖场时，这件衣服已经下架。几个月后，纪万昌在该公司开设于沈阳的另一卖场内发现了这件衣服，当时，衣服上还贴着济南卖场的标签。

　　四五年前，赵亮在一家商城发现一款售价万余元的西装“有点问题”，于是交钱买下，发票打到一半时，一位导购员冲出来，一改之前的态度，声称这件衣服前期已被别人买下，暂存于此。赵亮明白，自己已“暴露”，只能作罢。

　　不会停歇的脚步

　　为可以对不法商家形成威慑职业维权人从不否认以此赚钱，但坚信打假行

　　在维权过程中，职业维权人似乎都遵循着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基本都是单打独斗。有时候，在一个职业打假人与某商家谈判时，另一个与该商家相熟的打假人会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说情、协调，但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职业维权人有他们的圈子。”这一点让李之刚体会颇深，“一个人发现哪里有什么问题，其他人接着也去了。”在2012年之前的两年时间，李之刚在解放桥附近一家超市先后担任公关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与职业维权人打过多次交道。当时，李之刚与职业维权人之间的博弈几乎每周都会发生。

　　因为回报比较高，食品是职业维权人最热衷的领域，涉及的问题一般是标签不合格、更改生产日期等。

　　“初学者”一般都是将标签内容与国标进行对比寻找问题，而相对“高端”的职业维权人，则掌握辨别产品真伪的能力。

　　纪万昌从不讳谈打假赚钱，但同时他坚定地认为，在问题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职业维权人扮演的是揭露者和搅局者的角色，毫无疑问可以起到明显的威慑、遏制作用，他打假的脚步不会停歇。

　　纪万昌工作室墙上挂着的一块白板上，工整地记着近一周内开庭的7场官司，地点涉及济南、杭州、北京等多个城市。在纪万昌及其团队为官司进行准备的同时，被其起诉的“对手们”，正在思考各种办法，对付这个棘手的“刁民”。

　　职业打假的江湖中，形形色色的故事正在上演。(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赵亮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