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构建当代生态文明有两个基本的理论资源：一是西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兴的哲学应用学科之一——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二是我国古代的生态智慧。前者通过理论思辨构建生态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其实现路径，后者则通过直觉体悟构建了一种生态化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这两种生态理论资源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补充的两个方向。在这两种资源中，相对于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我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生态智慧的挖掘与整理并不充分。如何有效传承和利用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使之在生态文明视野的烛照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转换成为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现实资源，是目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卢政等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该书不仅有效地补充了当前生态文化建设中的中国资源，更为重要的是给当前的相关研究以诸多启示。
一、全面总结我国古典美学的思想精髓，推动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阐释
近年来，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研究视域，对我国古典美学进行现代阐释，日渐成为学术上的热点问题。概括来讲，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向度：理论向度与实践向度。其中，理论向度关注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其研究主要集中于生态美学的对美学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及生态美学本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等问题。由于我国生态美学建构于全球化和中西学术交融的大背景之中，其哲学基础离不开西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从这一角度来讲，我国古典美学则为我国学者融入世界性生态哲学对话提供了一种天然的理论立足点和不同于西方生态哲学的理论构建路径；实践向度关注现实中生态美学的具体问题，关注现实中的人在接受生态理念时的具体状态，希望通过特定的教化方式，使人们基于自身前见的基础上接受生态美学的根本理念。其主要问题集中于能够提升生态意识的手段，如现实中人们的具体存在方式、环境、对话、教化等。在这一研究向度中，学者们重在分析我国古典美学的具体理念，探讨我国古典美学如何构建了人们在接受生态美学时的前见，根据不同的前见进行不同的生态教化。中国古典美学构成了我国民众接受当代生态美学的根本性前见来源和基本立足点，要使国人能够顺利地接受生态美学，必须在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国民的接受心理及其反应方式，构建适应中国具体现实的生态美学路径。
在上述两种研究向度中，我国古典美学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理论角度来讲，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工业文明，而我国古典美学本质上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时代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运行的节律安排人类活动，成为人类活动成功、人类生活获致幸福的关键。”[1]所以，农业文明是一种高度重视自然并依赖自然生存的文明形态。从这一角度而言，基于农业文明所形成的我国古典美学，本身就是一种生态资源。在这一文明时期，人们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这种意识是基于人类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农业对自然的依赖。人们对于自然的态度，本质上仍是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资源。人们尊重自然的原因，仍是一种基于自我生存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农业文明本质上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这就需要我们在新的生态文明视野中，对农业文明所形成的生态智慧进行全面反思和现代阐释。正如《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一书所指出的：我国儒道禅各家美学，构成了当前生态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原则，蕴含着浓郁的共生意识、生命意识、人本意识、宇宙意识和超越意识”[2]，这一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意识，所以“必须充分挖掘、整理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对其进行现代阐释，并不断传承和发扬光大”[3]。这不仅需要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对我国古典美学进行新的定位，也需要对其进行新的分期与清理，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即“我国古典美学发展、演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显现生态智慧的过程。从先秦到晚清，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观念大体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自觉期、成熟期、深化期等几个发展阶段”[4]。另外，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必须与中国传统共生意识相结合，才有可能成为一种集全球化智慧于一身的理论，也只有这种集全球性智慧于一身的理论才能解决全球性的自然或生态危机。
从实践角度来讲，我国古典美学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儒家美学的“比德”说与“天人合一”、“仁民爱物”、“中和位育”、“民胞物与”等重要主张共同体现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而道家以一种超功利的不以物累形的态度对待自然，彰显了一种特殊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物我同一的生态智慧；楚骚美学在自然生态、人格生态和社会生态方面都表现了自己的鲜明特色，对自然既顶礼膜拜又与之相亲相爱，自然精神与生命精神有机融合的“香草美人”意象彰显了高洁的人生情怀与渴望美善政治的社会生态精神；禅宗美学的“平常心是道”、“万物缘起”、“心性洞照”、“因心生境”、“圆通无碍”、“万物同情”、“善待众生”等命题都含有丰富的生态美学智慧。山水清音，明心见性，彰显着玄禅美学生态智慧的自觉。这些生态智慧，同样也是我国当前进行生态教化的重要资源，构成了我国民众接受生态美学的重要实践基础。
二、实现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构建生态文明的中国资源
我国古典美学现代转换一直是一个理论的难点：在工业文明时期，由于社会的哲学根基是认识论哲学，而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与我国古典美学的主客融合、天人合一一直存在着理论根基上的对立，这就使得中国古典美学难以融入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现代性格局或工业文明之中。但生态文明是以反对认识论哲学为起点的，也是对认识论哲学的一种全面反思，而生态文明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与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产生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理论共鸣。这种共鸣，不仅使中国古典美学被纳入了全球性哲学思维，而且也使中国古典美学通过全球化思维反省自身，进而提高与西方哲学对话的能力。
正因如此，从生态文明视野研究和总结我国古典美学，为我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态文明建立在对认识论反思的基础上。由于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西方哲学对认识化思维的反思有内部的反思和外部的反思。内部反思典型的就是西方后现代对前现代性思维的反思，其中现象学运动是这种反思的集中体现。外部反思典型的就是在中国哲学非二元论思维的基础上，对西方整个哲学建构方向的反思。从这一角度来讲，整个中国哲学都可视为一种生态哲学，因为中国哲学的根基正在于追求创生、变化、和谐，而这种创生、变化与和谐，正是一种基本的生态理念。另一方面，生态文明所要构建的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希望通过生态伦理的渗透来改变人们的行为。生态美学的根本要义正是推动生态理念变成一种人们自愿选择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导向。这同样为中国古典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转换路径。众所周知，不同于西方美学对理论性、逻辑性的重视，我国古典美学并不强化体系性与理论性，其具体的篇章更多的是一种体悟或经验。以生态视野来看，这种体悟与经验性分析更多地属于一种生态智慧而非生态理论。如何将这种智慧变成人们自觉自愿的生态行为，正是生态美学研究的根本目标。
在生态文明视野中我国古典美学进行现代转换，本质上正是将其纳入到世界的生态格局，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力。这是当前我国古典美学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基础。而要使我国古典美学有效地转换成大众的生态理念，就必须努力促使我国古典美学资源转换成建设当代生态文明的具体智慧。在这里，转换的智慧尤其重要。
要促成这种转换，需要的不仅是理论的更新，更是方法的更新和对学科边界的重新思考。从学科边界来讲，生态文明所要推行的生态伦理，要求打破传统的文、史、哲边界，使其服从于生态伦理的整体推进。在这里，《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一书为这种整体推进提供了一个思路：它不再是一种单一问题的学术史，而是遵循传统学术研究文史哲统合的思路，点、线、面结合，运用纵向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纵横交错，多维度、多层面、立体式地展开。其中既有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禅宗美学等不同美学流派的生态观念的横向比较，也有中西方生态智慧的比较。将当代生态学、生态美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使古典美学生态智慧的核心、实质及其当代价值在此视野中得到清晰的显现。中国古典智慧独特的“万物一体”、“万物齐一”的自然观，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而中国古典美学所构建的“天地之大美”、“保合大和”、“万国咸宁”等具体的审美感悟，则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这些审美理想与构建路径，与西方生态哲学所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论，产生了跨时空的共鸣，共同构成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三、立足中国式思维，积极开展中西美学的生态对话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生态问题有其共性，但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而生态文明的构建，不仅与这些问题有关，也与不同国家民众所禀赋的文化前见有关。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
首先，从问题成因角度来讲，我国的生态问题的形成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生态危机的形成从根本上受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影响，西方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构成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之一。另一方面，我国生态危机的形成也有自身独特的国情：我国在短时间内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在整个社会思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农业文明是一种高度依赖自然的文明方式，使得我国生态文明的构建基础明显不同于西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具体问题以及文化传统。近年来，随着生态美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重从我国古典美学中汲取理论营养，并且取得了较丰厚的成果。但客观地讲，这些成果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构建基于自身国情的生态文明需要，关于中国古典美学生态智慧的研究总体上仍处于较薄弱的状态，尤其是缺少系统性研究成果。而且中国古典美学在体系形态、研究思路、言说方式、概念范畴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生态意义，中国古典美学生态思想的嬗变历程、传承利用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想的异同等方面，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而《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的作者们所做的就是对我国古典美学资源的重新审视，这种重新审视恰恰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独特路径，即通过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系统挖掘和透析，将其上升为一种生态智慧，上升为我国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资源。
其次，从构建生态文明的具体路径来讲，正如现象学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只能生活于他自己的生活世界之中，他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及解决路径，都在其生活世界之中形成。具体到生态问题，“生态的观念正是这样一种观念：每个个体都被视为互相‘内在地关联着’的个体，每个个体都由它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以及它对这一关系的反应而被内在地构成”[5]。因此，中国式独特思维方式是建设中国当代生态文明的先入之见或立足点。建设当代中国式生态文明，我们也只能在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在对话中慢慢扩展自己的视野。
众所周知，生态文明“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调整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减损文明的扩张性和对抗性因素，实现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6]。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一样，中西生态文明建设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问题。西方，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来源于其工业化过程，“原因在于它（——工业化，作者注）具有强大的同化和吸收自然资源的能力，而且还以巨大的排放量向环境投入废弃物，废弃物中的许多是难以自然降解的，自然物流和社会物流之间的相互转化受到严重阻碍。于是，便出现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7]因此，西方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首先是分析工业化的原因，并认为工业化的基础在于认识论思维。认识论思维追求主体的自由，将自然视为主体任意改造的对象。这一思维的深层基础正是主客二分。而主客二分的本质在于：它奠基于主体的形而上学——正是主体有进行主客二分的能力，它才能进行主客二分。因此，对认识论的批判与改造一直是西方构建生态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对认识论思维批判和清理的深度不同，西方形成了两种生态文明的构建方向：浅层生态哲学与深层生态哲学。浅层生态哲学是以分析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环境哲学，它认为：要构建生态文明，必须提高人类的知识能力，通过提高人类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来应对生态危机。典型的如环境美学的代表人物卡尔松，他提出的“如画式”体验，本质上就是通过培养人类新的形式感来解决生态问题。深层生态哲学是以现象学为理论基础的生态哲学，它认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首先构建一种生态整体主义。其基本要义在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属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极限，它是构建人类意识的终极基础，因此，要通过各种方式使人们意识到自然对人所具有的构建性。
尽管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理论主张及理论要求，但它们都隶属于西方文化，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这两种哲学的思维方式，都起源于对认识论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式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线性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依赖于西方一往不复的时间经验。而真实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是线性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弥散式的，本质上依赖于中国回环往复的时间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基于农业文明的中国式生态智慧是西方生态文明的有益补充，二者的对话构成了生态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
任何学术研究都会有自身的理论出发点，当从这一出发点探讨问题时，出发点便成为了探讨问题的依据，但同样也会造成对这一问题的遮蔽。从这一角度来讲，任何学术探讨都是烛照与遮蔽同行、深刻与问题共存，生态文明建设同样如此，本民族的思维模式正是构建本国生态文明的基础。如何立足于中国式思维，在生态问题上与西方展开对话，《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一书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推进的方向：中国古典美学建基于“生”、“和”、“自然”、“比兴”、“天人合一”、“童心”等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概念，这些概念正是我们建设中国式生态文明的立足点，是中国独特的言说方式，而这一言说方式表现了中国古典美学对“天人合一”关系的追求。“天人合一”关系从世界观、价值观的角度，表明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根本来源。这种独特的生态智慧是对西方基于主客对立的生态思想的有效补充，也是中西美学对话的基本前提。许多学者指出：生态美学研究是中国人文学科重新站到世界前沿并进行学术输出的重要领域。在这里，卢政等人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可能性。这一学术思路，对于久患“失语症”的中国美学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中国美学凭自己的生态话语赢取发言权、平等同步地参与世界美学建构的大好契机，将有利于推动文化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对话，在世界美学研究格局中凸显中国身影，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213页。
[2][3][4]卢政等：《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386-387页、第3页。
[5]Griffin, David R.ed.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150.
[6]李培超：《论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及其实现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第51页。
[7]欧阳志远：《生态化———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实质与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
（作者简介：孙丽君，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自由艺术学院访问学者，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