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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统治阶级上层为争夺帝位而陷于混乱，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乘机进入中原，长安、洛阳残破荒废，包括齐鲁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各族混战的战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司马睿立国江东，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齐鲁世族追随南渡，并成为东晋开国的政治支柱，其文化取向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值得注意。
据《晋书》记载，永嘉乱后，齐鲁世族大部南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琅琊王氏、颜氏和诸葛氏、高平郗氏、泰山羊氏、鲁国孔氏、济阴卞氏以及琅琊刘氏和姑幕徐氏、东莞臧氏和刘氏、东海王氏等。这些家族南迁，不只携带自己的亲属，还将所属部曲、佃户一起迁移，有时众至千人甚至多达万人。如此规模的迁移，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对迁出地和迁入地都造成很大影响。由于这些世家大族及其士人世代生活在齐鲁本土，齐鲁文化绵延期间形成的某些传统，浸渍而形成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他们家族及其士人性格、心理、气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以至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都体现在他们家族教育及其家族文化传统之中。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齐鲁世族及其士人就成为齐鲁文化的体现者。两晋之际，作为齐鲁文化载体的齐鲁世族及其士人的南迁，实为包括齐鲁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南向播迁。
秦汉魏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北方，长江以南只有长江下游建康（今南京）一带开发较早，其他大部分地区相对落后。永嘉之乱后，齐鲁与中原世族的南迁，将学术文化中心移于江南，这既使传统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延续、传播，同时也促进了齐鲁、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从而改变了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其中，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齐鲁世族是北方世族的代表，其地位和作用尤其值得重视。这种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倡导儒学教育，恢复文化传统。偏安一隅的东晋，在汉族士人心目中仍是中央政权的象征。东晋政权建立前夕，王导都督中外诸军事。在“军旅未息”之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兴复教育，接续久已失坠的“文统”，实际上也就是确立司马氏政权的正统地位。王导主张通过“阐扬六艺”、“隆教贵道”，使礼崩乐坏的局面得以改变，“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化成俗定”，通过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散骑常侍戴邈、太常荀崧等也上疏支持王导的主张，提出尊经、增设经学博士。元帝采纳他们的建议，不仅使东晋初年出现儒学复兴的气象，同时也奠定了东晋南北朝文化思想的基本方向。
其二，家风影响世风。魏晋以来，官学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家族教育就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形式。齐鲁世族的家学教育内容有同有异，其中琅琊王氏最具代表性。王氏的奠基人王祥以孝著闻，而在政治上则顺时通变，不拘臣节。在两晋之际，王氏家族习儒谈玄，信仰道教而濡染佛学，代表着时代风气。王戎、王衍在西晋都位至司徒（丞相），王戎早年与嵇康、阮籍预“竹林七贤”之游，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实际上，王戎也好，王衍也好，他们谈玄，都是一种保护色。《晋书》本传说得很清楚，他们处于乱世，“志在荀免，无忠蹇之操”。王衍在挥尘谈玄的掩护下，凭借东海王司马越的势力，在西晋将亡之际，为王氏营就“三窟”，使琅琊王氏成为东晋的开国元勋。王导“为政务在清静”，为人“简素寡欲”，尚儒谈玄，濡染佛教，而其主政则注重传统，务实进取。其子孙重视儒学教育，以孝悌传家；重视私德，不竞荣利，为人少有放浪自恣、颓废无行者。综观王氏家族的社会表现及其价值取向，他们是以儒学持家，以玄学博取声誉；儒学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濡染玄、佛则是为顺时通变。齐鲁其他世族，如琅琊颜氏为世代保持儒学传统的家族，其后裔如颜延之、颜之推濡染佛学，而其家训《庭诰》、《颜氏家训》则体现了“世以儒雅为业”的家族文化传统和顺时通变的时代精神。
其三，致力于南北世族的融合，为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作出贡献。齐鲁等北方世族南迁对江南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一向安富尊荣的江南世族担心其地位受到影响，对以司马睿为代表的北方世族集团采取不欢迎、不合作的态度。促进南北世族的融合，有争取他们对新政权支持、扩大和巩固东晋政治基础的意义，而融合过程中的碰撞则表现出南北不同的文化态度。如《世说新语》记载，王导初过江，“欲结援吴人”，请婚于太尉陆玩，遭到拒绝，并屡屡受到他们的轻慢。而他却豁达大度，不计小嫌，对他们忍让退避，主动交往；尊重他们的习俗，主动学习吴语。同时，王导对普通人也能真诚相待，并非像朱熹所批评的“是处周旋”，确实反映出一种宽容大度、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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