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法合治 让儒学因子制度化

    新加坡进入制度的儒学因子都是伦理修养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应该借鉴的好经验。我们的制度恰恰是保留了太多政治儒学的东西,不讲原则的和谐导致对恶的容忍。
　　□吕鹏
    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实现问题,是个当下讨论的热点。许多学者认为儒学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人伦日用”或是“日用伦常”。我赞成杜维明先生的一个说法:“儒学的长久之道,必须扎根学术,深入民间”。我的想法是:经过当代实践检验的更生的儒学思想的积极因子,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进入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等)层面的。进入制度,才有力量,而且可以促进“扎根学术,深入民间”。
　　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采用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严格的法制,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同时在李光耀的支持下,政府有意识地吸纳了部分儒学因子进入制度,以对治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流行,道德下降、吸毒、色情、暴力等现代化之病,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共同繁荣、多种族多宗教和谐共处、社会安定有序的发达国家之一。李光耀极为重视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价值传承、人格形成、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组屋政策中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家庭本位和孝的价值观。儒家一贯重俭抑奢,新加坡政府制定政策控制奢侈品进口,实行公积金制度,保持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都是这方面的体现。　　　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描述:“他(钱穆)早年为三民主义的设计所吸引,晚年甚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发生过兴趣,都是因为他希望看到某些传统的价值能够通过现代化而落实在政治社会制度之中”。就儒学因子进入制度问题我曾当面请教过庞朴先生,先生讲:“不进入制度,就没有力量。”这算是两位儒学大家理论上的支持吧。
　　哪些儒学因子可以进入制度呢?杜维明先生对儒学有个划分: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学、学术的儒学、伦理道德修养的儒学,他认为政治儒学应该彻底清算,伦理道德儒学应该更生弘扬。新加坡进入制度的儒学因子都是伦理修养的东西,这也是中国应该借鉴的好经验。我们的制度恰恰是保留了太多政治儒学的东西,不讲原则的和谐导致对恶的容忍。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吸收外来文化的因子,同时要保护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建立新的文化认同。这个新的文化系统,应该是以儒释道,尤其是儒家文化为特色的,舍此,则不再是中国文化。说到底,凝聚全球华人心灵,要靠儒释道；统一台湾海峡两岸人心,也要靠儒释道。为什么上百年来日本美国这么大的力量拿不走台湾?为什么我们都相信台湾将来一定会回来?除了经济军事因素外,最重要的还是儒释道这个根连着台湾。因此,在中国扎根最深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应该保留下来。有保留价值的儒学因子,如果不进入制度,处于余英时先生讲的游魂的状态,没有力量,难起妙用。就拿见义勇为来说,上下都在讲,百姓也认同这一价值观,可是没有制度保障,有的勇为者连治疗费都落实不了,所以出现了很多见义不为的事件。子贡赎回在异国的鲁国奴隶,鲁国政府给他奖励他不要,孔子担心以后没人再做这样的好事了,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儒家思想的一些价值系统,在经历了五四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后,仍然在大众中有深厚的根基,比如孝,比如师道,等等。在中国,如果说某人不孝,朋友都不屑与他来往。其他的伦理宗教系统也有孝的伦理要求,但只有儒学把孝做成了一个文化系统并进入制度。曾经请教庞朴先生,假如学习新加坡,把体现孝的有关法律政策搬到中国来(比如组屋的分配政策),会不会有人反对?庞公回答:“估计没有人敢反对。”在唐律中,不孝被列入“十逆”,不可赦免,连媳妇骂公婆这样的细节都有详尽的惩罚规定(当然很多规定在今天看起来已不合时宜)。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在孝这个概念上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比如有不孝之子残害父母可以轻判,其法理依据是家庭内部矛盾未造成社会危害,显然这是受到西方“少杀不杀”思想影响的结果。这样的司法实践可能是违背多数人关于孝的基本价值观的,它抽掉了儒家思想里一块最重要的基石。需要再次申明的是,今天我们不是要“父命不得不从”的愚孝,而是要符合人情伦理的健康的孝。不可想象,如果没有了孝这一价值观,未来中国的文化认同还是不是中国人的文化。
　　儒家提倡以德治国,在实践中一直是礼法合治,法律儒家化,可以说礼法合治是一个传统。汉宣帝曾告诫他儿子:“吾家本杂王霸道而用之。”孔夫子一向温良恭俭让,可上任7天就杀掉少正卯,就是礼法合治的一个典型案例。庞朴先生说:“儒家有两面:一是风和日丽,一是金刚怒目。”也是此意。据说犯罪嫌疑人的直系亲属没有义务出庭作证的提案有望近期立法通过,这即是对父子相隐保护亲情的儒学思想的一个回归。。
　　今天儒学这一民族文化慧命的传承,最重要的是在“日用伦常”的百姓生活中,进入“日用伦常”,深入民间,这传统才是活的,才不是书架上的死文物。现在民间和地方政府的儒学复兴和创新活动方兴未艾:青岛四方区连续八年举办“邻居节”；某县级市提出“以孝治市”；某社区倡导孝文化,来买房的人必须持有单位的孝亲证明；许多企业以《弟子规》为员工培训内容；许多村评比“好媳妇,好婆婆”,等等。这些民间和地方政府的自发的儒学复兴和创新活动,是他们主动对治现代化之病建设精神文明的措施,政府似宜妥善爱护扶持,而不必担心“毒草”复活(毒草也有,宜加甄别),这复活和更生的儒学传统可以安抚心灵,和谐家庭社会,对国家大有裨益。
　　两千年的实践证明,儒学是一个有自我更生能力的开放的系统。最近半个世纪新加坡以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实践也表明,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环境中,儒学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能够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只要我们珍视传统,不断创新,儒学一定能够凤凰涅槃而自我更生出一个与时代相衔接的新的儒学系统,这个新儒学将继续浇灌中华民族的心灵,为国家在未来几十年里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盛世作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