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出彩人生之于洪长:冬枣园里的梦想家

■　周末人物　中国梦·出彩人生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陈方明　刘景明　
　　站在花香四溢的冬枣园里,于洪长满面春风。回想当年的情景,他觉得自己有些痴狂,找不到冬枣种植的相关资料,只能自己去摸索,每天围着枣树转上几十圈,细心观察树苗的生长情况,每浇一次水、施一次肥、喷一次药,都要作好详细记录,有时竟打着手电筒在树旁蹲一夜。几年下来,他把自己逼成了冬枣专家。

　　6月3日上午,“沾冬3号”杂交育种试验正在位于沾化县下洼镇的沾化县冬枣研究所冬枣大棚进行。
　　初夏时节,正是沾化冬枣的花期,远看不见花,凑到跟前才能发现枝头上那犹如小星星般的浅绿花簇。清甜的花香钻入鼻孔,不冲、不俗、不腻,只想放慢呼吸节奏,细细品味。
　　从北京赶来的无籽培育专家高新一、王玉英夫妇手捏毛笔,蘸取杂交后的花粉轻点到做好标记的冬枣花上。所长于洪长一朵朵细细看过,小心翼翼地给花枝套上用报纸做的简易防护袋。一会儿工夫,大棚里就出现了一棵满头支棱着细纸袋的“异形树”。
　　“套上纸袋是为了避免其它花粉的干扰,过几天摘下来就行。等秋天结了果,再育苗,嫁接。今年已经是试验的第二年了,如果试验顺利,到后年秋天就可能吃到无核冬枣了。”
　　说的虽是后年的事,于洪长的脸上却分明已经挂上了丰收的喜悦。从某种意义上说,冬枣就是于洪长的孩子,想到这“孩子”的美好未来,他满心期待地笑了。
蘑菇大王遇沾化冬枣
　　“沾化有冬枣50万亩,我们下洼镇10万亩土地,9.8万亩都是冬枣,在我们这里想看看麦子可难了。”
　　往实验室走的路上,于洪长向记者介绍着,言语中带着几分得意。往俗里说,他就是“沾化冬枣之父”,是他将全县56棵稀罕的冬枣树,发展成了碧野千顷、万树叠翠的产业林。
　　实验室有些简陋,细铁条圈成的架子上搁着一个单柄放大镜,充当解剖镜；一次性纸杯剪掉半截,就成了培养皿。在于洪长眼中,这却是最符合实际的实验工具,便宜、简洁、易操作。
　　在这里,他向记者细细地讲起沾化冬枣的前世今生。
　　“我们这里以前就有在房前屋后种枣树的习惯,因为每家每户过年都要做年糕,自己种就不需要买了,还可以作粮食充饥。不过种冬枣树的很少,我们这里有一句话,‘瓜枣见了就咬’,冬枣太好吃了,成熟得又晚,种的冬枣都让人家摘了去了,自己不沾光,最后一个都剩不下。所以,知道冬枣好吃,但都不敢种,只有孤寡老人家里没小孩,串门子的少,冬枣才能剩下。我们村一个绝户老婆家里就有一棵,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早上就去偷枣吃。”
　　60岁的于洪长说起童年时代的顽劣,有些不好意思。
　　1981年,分产到户后,于洪长辞掉县燃料公司的工作,回了村。“以前生活很困难,家里五口人,一年才收120斤麦子,就过年和八月十五才能吃上顿白面。过了这么多年的穷日子,我不服气,国家有了好政策,就想个人干,养鸡、种粮、种棉花,试了很多种营生都没有成功。”
　　这年秋天,于洪长从《大众日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要在济南鹊山搞食用菌培训班,用棉籽壳就可以养蘑菇。“我觉得这是个好项目,我们这里都种棉花,棉籽壳才一分钱一斤,都喂牲口或当烧柴,棉籽壳要能当原料那可派上大用场了。”借上二三百块钱学费,于洪长到济南一学就是3个月。
　　学成归来后,于洪长第一年养蘑菇就挣了3000多块钱,这在平均年收入只有二三百块钱的当地老百姓眼中,简直就是巨款。于洪长成为村里第一台电视机、录音机的拥有者,还花了900多块钱买了辆嘉陵摩托车,威风极了。
　　第二年,于洪长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可烦恼也随之而来,“我富了,但是亲朋好友还很穷,他们都来找我借钱。我想借钱借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还不如带他们一起养蘑菇呢。”
　　于洪长从示范户开始推广,到1987年,下洼镇于家村800户农民有600户都在养蘑菇,周边的县区也有不少人登门取经。蘑菇不再是什么稀缺菜种了,价格降了些,可于洪长的收入不减反增,他产前提供菌种,产中提供服务,产后收购产品,一年下来收入足有10多万元。
　　走村串乡地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于洪长从“蘑菇大王”变身“冬枣专家”。　　　　
　　“食用菌多利用冬闲时间来养,1984年10月份种上麦子以后,我到农户家里指导,又看到了冬枣。吃了几个,又脆又甜,特别好吃,还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我想,如果大面积推广,肯定能获得好收益。就试着将冬枣枝嫁接到自家庭院的5棵小枣树上。”
背上“恶名”的专家
　　1985年清明节过后,天气刚刚回暖,于洪长就惊喜地发现,院子里嫁接的冬枣树有3棵吐出了新芽。
　　“当时太激动了,虽然只有3棵,但毕竟证明了冬枣是可以繁育的。我把食用菌的事交给妻子和弟弟去打理,自己则全力以赴地照料这3棵冬枣树。”
　　回想当年的情景,于洪长也觉得自己有些痴狂,找不到冬枣种植的相关资料,他只能自己去摸索,每天围着枣树转上几十圈,细心观察树苗的生长情况,每浇一次水、施一次肥、喷一次药,都要作好详细记录,有时竟打着手电筒在树旁蹲一夜。几年下来,于洪长把自己逼成了冬枣专家。
　　1988年,于洪长院里的冬枣树终于结出了果子。他带上为数不多的冬枣,找到正在下洼镇驻村帮扶的县科委领导,正式提出了开发冬枣的设想,并请县科委帮助他到上级科研机构争取科研支持。
　　1989年,他开始尝试对农户庭院枣树进行高接换头,在下洼镇几个村推广了896棵冬枣树。
　　凡是听说哪里举办农业技术交易会,于洪长都让县科委的领导叫上他一起去,“北到辽宁盘锦,西到山西太原,南到云南昆明,那几年,我去了十几个省,都没有发现有别的地方展销冬枣。心里的底气越来越足,就等着攻克冬枣大面积繁育难题后,在沾化好好地发展冬枣产业。”
　　1990年,于洪长争取到了省科技厅的沾化冬枣苗木繁育及高产栽培技术研究项目,并在1992年,实现了大田密植园栽培。
　　眼看在沾化发展冬枣产业已了无技术障碍,可项目验收那天,满心欢喜的于洪长就挨了当头一棒。
　　“1992年10月13日,那一天寒露刚过。有专家在现场表示,不赞成冬枣产业化发展,‘解决不了储存保鲜,可能是对人民犯罪’。”
　　“犯罪?”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
　　“对,犯罪,这两个字说得重,我一下子没了积极性。”于洪长说,把专家教授送走后,他在屋里窝了三四天,什么都不做,脑子不听指挥似的疯转着想事。
　　“冬枣含糖、含水量太高,保鲜确实是个问题,就此放手,近十年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嘛?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一旦出了问题自己能承担得起吗?”一向心宽的于洪长在非此非彼的罅隙中挣扎,怎么也想不通。
　　时任县科委副主任的吕学成明白于洪长的苦楚,他带于洪长去北京征求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广学教授的意见。“科技扶贫,中科院包着咱,这也是当时最后的一线希望。”回想当年,于洪长略显惆怅。
　　此次北京之行又上演了剧情大逆转。83岁的张广学教授吃到沾化冬枣后,惊叹:“中国还有这么好的水果?!回去抓紧搞产业化生产,保鲜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不是问题。”还送上了当时新研发的“果保3号”保鲜剂。
　　由于聊得太晚,于洪长和吕学成没能找到旅馆,在北京大学洗澡堂里凑合了一宿。
　　回到沾化,于洪长又恢复了往日的生龙活虎。在他的不断建言下,1993年春,沾化县委、县政府作出决定,全县大面积推广冬枣,实行产业化发展,推广冬枣首先从下洼镇发端。1994年,建起了沾化县冬枣研究所,于洪长像之前推广蘑菇养殖一样,继续产前供苗木,产中提供技术服务,产后收购。
　　当初的蘑菇养殖是作为副业来推广的,无需“伤筋动骨”,还能增加一份收入,老百姓自然抢着上。要推广冬枣可就得把地里的作物全部大换血,小麦、棉花、玉米统统不能种了,要栽上一两年内还无法获得收益的冬枣树苗,这让许多老百姓想不开。许多老百姓劈头盖脸地就冲于洪长去了,“你说你种枣,你吃啥!青枣疙瘩能当饭吃吗?!”
　　“当时镇上下发了补贴奖励政策,也下达了破坏处罚规章,我也被那些庄乡爷们传为‘下洼一害’。”对此,于洪长并不忌讳,他背负着恶名,继续进行着冬枣繁育、种植的技术革新。
产业背后的忧愁
　　果然,没过几年,“害”就变成了“宝”。
　　一斤十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的冬枣,让当地老百姓的收入大幅增长,来研究所购树苗的本地车、外地车也排起了长队。“许多人提出请我吃饭,盼着能先给他们装上苗。”于洪长说。
　　突然出现的供不应求,让于洪长受宠若惊,也备感压力,他请来专家,与研究所的农技人员一起搞冬枣繁育,并自创芽接新方法,化解了技术困境。随之而来的是躲不开的荣誉,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全国青年星火科技带头人、山东省劳动模范、山东省农村科技大王都授给了这个冬枣园里的梦想家。
　　沾化的冬枣产业迅速壮大,到2005年,冬枣面积猛增到50万亩,年产冬枣1.5亿公斤。
　　“这几年,冬枣的大规模扩张告一段落,没那么多人来买树苗了,收入不如那几年吧?”记者问。
　　“是,现在不如那几年了。最忙的时候是在1995年到2005年,我统计了一下,研究所接待了全国150多万来参观、购苗的人,除海南、云南、西藏、青海、黑龙江外,全国各地都有来的。有时一天能接待一万多人。”于洪长介绍。
　　“这不是给自己培养竞争对手吗?没有想过把沾化冬枣申请专利,保护起来吗?”
　　“其实就算申请了专利也没法保护,参观的时候偷偷折根树枝藏起来,回去嫁接上就成了,很简单。搞农业技术就得无私,是培养竞争对手,打倒自己,再继续发展。”
　　“产量激增,枣农的收益是不是也受到了影响?”记者问。
　　“产量增加,价格下降,这不意外,冬枣由礼品价格走向大众消费品价格,可以让枣商大收特收,让消费者多买多吃,枣农也就有枣不愁卖了,有的农户光收枣一年就能挣十几万,这是好的趋势。但是管理上的混乱,打乱了市场秩序。”
　　于洪长解释说,枣枝上的叶子是一定的,这些叶子供应10个枣和20个枣,效果和质量也绝对不一样。每枝上的果子不能太多,如果一味地追求高产量,就势必会降低冬枣的品质。
　　“所以,我要求严格按照冬枣的管理规程进行每一步的生产,保证冬枣的品质,亩产不应超过2000斤。可有的农户就完全不按我制定的管理规程来,该疏果的时候不疏果,亩产量达到4000多斤,个别的还想着法儿地种大枣,可就是不好吃。但是人家水果收购商不管那些,个头大不好吃的收购价十二块五一斤,完全按照我的管理要求生产、个头小好吃的只能卖到七块五一斤。”
　　“你很困惑?”
　　“对,我想不通,我觉得这是一种怪现象,担心继续这样下去,会进入一个不正常的发展轨道。甚至产生了对自己的质疑,是不是当初这个产业选择得不对?”
　　“你想放弃?”
　　“也想过不管了,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吧。一赌气,我去了新疆搞研究,和大企业合作,但是技术管理必须听我的。在新疆那样的环境下,冬枣也无需打药。不过也就是一时的气话,还是割舍不下沾化冬枣。”
　　于洪长说,他其实最担心的是品质的良莠不齐影响到沾化冬枣的品牌,“吃到好吃的沾化冬枣的人,会说沾化冬枣真好吃；吃到违规管理的不好吃的沾化冬枣,人家就会说沾化冬枣也就这么回事嘛。这样肯定不利于长期的发展。”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记者继续问。
　　“想硬来肯定不行,还是得靠市场调节。水果不是粮食,不是必须得吃的,觉得好吃才吃呢。
　　这两年,我发现,好吃的冬枣价格上去了,不好吃的,再便宜也没有人要,去年1万斤采青果存进冷库,后来根本没人要,这是个好现象。我也承担了一个沾化冬枣物联网项目,让消费者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查询到冬枣从生产、包装到销售的整个环节,从根本上杜绝产品质量问题,进一步打响沾化冬枣的品牌。”

　　年轻的梦想
　　过去的近20年里,于洪长一家一直住在研究所里,去年,为了兴建信息教育大楼,发展电子商务,研究所改造,于洪长一家也搬到了20公里外的县城居住。
　　眼看就到了退休的年纪,老伴、儿女都劝于洪长在家好好歇歇,又不差钱,何苦那么劳碌。于洪长一点儿也听不进去,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坚持一早开车去研究所,周末、节假日在他的日历中都形同虚设。
　　“这么拼,为的啥?”记者不解。
　　于洪长笑笑说,“我不喝酒,对钱没有概念,唱歌跳舞都不会,最幸福的时候就是站在枣树地里。我对冬枣很有感情,也有三个梦想。第一个梦想是冬枣产业化生产,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第二个梦想是把冬枣做成最安全的食品,这个梦想在新疆实现了,也想带回沾化继续发展。第三个梦想是实现冬枣的反季上市。现在的保鲜手段,可以使冬枣保存到春节前后。要想春天也能吃上冬枣,就得去南方发展。我正在三亚进行试验,如果成功,12月坐果,4月中旬冬枣就能上市了。现在地下害虫问题还没有解决,冬枣只能设施栽培,解决了这个问题就非常好了,实在不行,就去澳大利亚买地。”
　　“现在忙着研发沾冬3号,出于怎样的考虑?”
　　“沾化冬枣作为一个产业,必须具有它的科技含量,这个产业才有发展后劲。一个产业只有一个单一品种,可能后劲不足,增加新品种就是增加它的科技含量,就能推动产业的发展。”
　　“你最早开始发展冬枣,但现在研究所100亩的规模并不大,为什么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我认为冬枣产业不适合公司搞。这些年,有人看到了种植冬枣的经济收益,一搞就是几千亩,有的赔了几千万,有的甚至赔了几个亿。管理冬枣的技术要求很高,公司雇人来管理,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家庭农场的形式也还不成熟。”
　　“那你的100亩冬枣园怎么管理?不会是自己亲自去管吧?”
　　“我分片包给职工了,所有的技术都是我说了算,院子里按上了摄像头,也起到一定的制约监督作用。”
　　记者继而提出股份制、让管理人员参与分红的模式,可于洪长一直摇头,表示不认可。也许是曾经出现的管理混乱,让他不愿意再去选择“信任”。
　　斜阳撑着红红的脑袋发出温吞的光,催促着记者返程。于洪长却跟记者聊起了他的发展新思路。“沾化现在最少建有一万个冷库,用来储存收获的冬枣,但每年使用的时间最多也就4个月。如果利用起来搞食用菌生产,又将产生巨大的效益,甚至将使沾化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那你得赶紧行动啊!”记者的话发自内心。
　　“不行,我老了,发展一个产业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干不动了。需要有实力的年轻人来挑头,你们如果谁有想法,我可以当技术顾问。”于洪长向着车里的记者用力地挥挥大手。
　　在记者看来,于洪长一点儿都不老,至少他的梦想还很年轻。

原标题：于洪长:冬枣园里的梦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