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受害者回访调查:被欺凌改变的人生

2016-04-26 11:07:00 来源: 半岛都市报 作者: 李兴丽

     

  2010年,海南三亚市,两名女生殴打一名女生,旁边的男生拿着手机拍摄。(资料图片)

  2015年6月,福建永泰县初三男生小鸿被同学殴打致切除脾脏。(资料图片)

  “时间真的能够抚平伤痛吗?”

  2014年,一项来自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答案。这项研究经过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童年时遭受欺负,可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长达约40年的持续影响。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

  近年来,校园欺凌案层出不穷。围殴、逼迫喝尿、下“春药”,不断出新的欺凌招数挑战着社会道德底线。曾经被欺凌的孩子,随着新闻的火爆广受关注,又很快淡出视野。他们成为不断累加的案例中的一个数字。那些发生在他们瘦弱身体上,隐匿而绵长的伤害鲜被关注。

  他们都去哪儿了?记者回访发现,转学、搬家……大多数受害方选择隔离那段经历,但离开就能解脱吗?

  心底的“切尔诺贝利”

  徐晓艳让家人丢掉了被打时穿的背带裤。但隐痛却挥之不去。

  “没以前开朗了”,忙于打工的父亲发现,一年过去,那个曾经健谈无忧的女儿变得有些急躁,“有时候有一点事情,就发脾气。”

  2015年6月21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一栋大厦的天台,14岁的徐晓艳跪在烈日里,被9个女孩欺辱殴打。磕头道歉,自扇耳光。她被勒令站起来,很快被一脚踹得跪倒。叫骂声中,一名女生甚至跳着扇耳光。

  欺凌持续了2个小时。徐晓艳总共被打了一百多个耳光。视频传到网上后,很快震惊全国。

  就在徐晓艳被打前一个月,一名连云港电大女生遭遇了更加恶劣的欺凌。“衣服扒光,用打火机烧头发、拳打脚踢,打了一夜。”在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李保群的记忆里,被打的女孩脸都紫掉了,身上全是青的,施害者还揪着受害人头发,强迫受害人面对镜头拍裸照。

  几乎同一时期,在福建永泰县,初三男生小鸿长期遭受同学欺凌。在中考期间,他被3名同学殴打致切除脾脏。

  在青岛本地,16岁男生腾腾不堪长期欺凌,从教学楼4楼跳下。今年4月16日,植入他腰部和腿部的钢钉被取出,但已构成六级伤残。

  来自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的统计显示,仅2015年1月至5月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就达40起。

  逃离事发地,是这些新闻事件中的受害者常做的选择。

  出事后,徐晓艳的父亲托熟人,在离家60公里的一所高中“求”来一个名额。

  曾担任连云港电大女生受辱案审判长的李保群向记者透露,案发后受害女孩跟随父母移居上海。

  “现在孩子情况比以往有了很大好转,不上学了,在上海打工。”4月14日,该案受害人代理律师李凡告诉记者,为了彻底隔绝那段不快的记忆,受害人将善后事宜委托给亲戚处理,甚至不愿接触代理律师。

  考虑良久后,广东省汕尾被打女孩阿倩的母亲许女士婉拒了记者的回访。“阿倩已经转学,不想平静的生活再被打扰。”

  记者辗转联系的12起典型校园欺凌事件中,受害方大多不愿提及往事。

  封存记忆或许会让人更有安全感。“这种经历就像心底深藏了一座切尔诺贝利,一不小心打开那扇门就会窒息。”一位遭遇欺凌的受害者说。

  持续一生的后遗症

  不断出现的校园欺凌事件引爆了公众情绪。

  一位广东的女士,因为与网友“人肉”的某位施暴者同名,在9个小时内接到了近千通骚扰电话和400多条辱骂短信。

  许多成长经历中遭遇欺凌的受害者也被唤起记忆。在著名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仅详细讲述有关欺凌遭遇的已有近3000人,转评者上万。

  他们中,有的多次尝试自杀,“身上的刀疤上百道”;有的带了菜刀,“放在课桌最深处”无数次想象砍死欺凌者;还有的抑郁成疾,远赴海外。

  “安眠药放进嘴里,水果刀架上手腕。”24岁的陕西大学生刘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想结束“一生的噩梦”。

  小学六年级转入县城最好的寄宿制学校后,内向、软弱的他很快成为同学欺负的对象。他们“攻占”他的床,扒光他的衣服,用衣架抽打他。为了不被妈妈和老师发现,他不敢洗澡,也不敢回宿舍。

  “坏孩子”变本加厉,把积攒了一周的尿液放在一个盆里,“等我进厕所,一下倾倒过来。”他在惊愕中听见宿舍传出的大笑声——“羞耻感、疼痛感,混着臭味把我淋湿在了那个漆黑的夜晚。”

  十几年过去,从六年级延续至初三的欺凌像根刺,极不舒适地扎在身体的某个地方,时不时让他重回10多岁时懦弱的自己。除了经常性失眠,他的情绪会突然失控。他在人际关系上也遇到了问题。“不愿与人深交,特别想得到爱,又特别害怕失去。”

  吉林大学大三学生高景行自毕业后,再也没有回过曾经就读的初中,“厌恶那里的一切”。那段被欺凌的日子,让他觉得自己像奴隶社会斗兽场中的困兽—— 一种被人取乐的工具。“一个人出手打你,你不还手,他就继续发力。你还手,他更开心……会再上来一个人压制你。”“根本就是无法解脱的,就像空气,怎么都躲不过。”

  2009年,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文新等研究者通过对2603名小学儿童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儿童有过身体、关系等方面的同伴侵害经历。通过严格的相关性分析,研究者还证明,“儿童的身体侵害、关系侵害水平越高,其孤独感、社交焦虑以及抑郁水平越高。”

  2014年,一项来自英国国家儿童发展的研究,证明了欺凌行为更深远的影响:研究者通过对7771名遭受过欺凌的个案长达50年的追踪发现,那些经常被欺负的孩子在45岁时会有更大的抑郁、焦虑和自杀风险。

  本该避免的事故

  残酷的欺凌本应该有化解的途径。

  在事发前的两个月和前几天,都有陌生QQ账号找上徐晓艳“臭骂”一通。徐晓艳这才明白,在大约11个月前,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她,因为制止课堂上正在说话的女生,遭到记恨。

  被制止的女生曾对自己的班主任表达过对徐晓艳的不满。“班上同学说,确实是她当时说话最厉害。”该班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问清基本情况后,便没有再深究。

  来自受害者的“求救”信号也常常遭到成人世界的屏蔽。

  腾腾跳楼前,曾不止一次跟妈妈说,学校有人欺负他,“她以为只是小打小闹”。出事前的寒假里,他跟妈妈提出不想住校了,妈妈说,“还有两三个月就中考了,怎么就坚持不下来?”

  儿子跳楼后,腾腾的父亲想起以前开家长会,老师和家长都只关心“孩子们在市里、级部里又上了多少名次”,根本不注重心理和安全教育。他只恨自己后知后觉。

  在欺凌最严重的时候,刘洋也曾向班主任提出换宿舍,但并未被理睬。

  在高景行看来,学校和教师模棱两可的态度助长了校园欺凌的发生。“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人家老是欺负你”之类,来自老师的质疑让他觉得被“二次伤害”。

  事实上,因为遭受欺凌产生的报复性杀人事件,曾经成为欧美等国重新认识校园欺凌的转折点。1999年,科罗拉多州两名曾长期遭受校园欺凌的高中生,枪杀12名学生和1名老师,最后自杀。事发后,包括科罗拉多州在内的多个州通过了相关的反霸凌的法律。

  “国内受访的大部分老师都觉得自己学校的欺凌行为非常少,至少不严重。”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吴竞在做研究生论文时,曾在河南省发放1000份有关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让她感到诧异的是,即使是学校的心理老师都觉得自己的学校没有欺凌。老师们普遍觉得,那些打架、闹别扭都是小打小闹,“小孩子懂什么?”

  中国传媒大学一份涉及26个省份的社会调查呈现了这种意识淡薄的尴尬后果。调查结果显示,在事件发生后,68.18%的受害者选择默默忍受,其中,近半数受害者是向老师或家长报告后无果,最终不得不独自忍受。

  高景行清楚地记着,初一下学期,有一晚,坏孩子挑战了他的忍受极限,他鱼死网破地与对方干了一架,被老师逮住。

  “老师的逻辑是,只要你动手了,你就不是弱者,不是被保护的一方。”这让他感到绝望—— 忍着忍不住,反抗也不行,他闪过一个念头,“想把那些欺负过我的人都杀了”。

  不要害了下一个“我”

  到新学校上学的时候,徐晓艳的父亲把孩子的经历告诉了校长。“现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她都很好,时不时找她交流一下。”他在无奈中抱着乐观:女儿性格好,终究会被老师和同学喜欢。

  不过,对于大多数没有“出事”的校园欺凌当事人来说,他们的欺凌经历通常得不到更多的关注和反思。“活在一次次自我撕裂、一次次自我重组的绝望中。”刘洋这样评价被欺凌后的日子。

  小学六年级的他,开始听摇滚音乐,心里的压抑在重金属的狂躁中得到宣泄。十几年来,他坚持长跑,运动带来的多巴胺让他感到身心的愉悦。“我还从书本里找到了另一个世界,我喜欢音乐,学了好几种乐器,即使都玩得挺烂,我每天都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加油。”

  在社交网络上,他号召每个人关心身边的孩子。他悲观地觉得,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他一样,在经历了劫难后,拥有了一颗铜墙铁壁般的心脏。“很多人走不出来,无法像我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图书馆答题。”

  高景行觉得自己摆脱欺凌的方式“非常讽刺”。初二之后,学校按照成绩分配宿舍,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脱离苦海。

  初三毕业,当他拿着档案,走出那所“积累了所有怨恨的学校”,第一次感觉空气那么值得去呼吸——“是啊,我再也不需要接受那种屈辱的生活。”

  但是,毕业照上的那些人,仍然让他困惑。他们摆出剪刀手,笑得挺阳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这么坏的事?”

  李保群在法庭上给出了回答。在连云港电大女生受辱案宣判的法庭上,李保群引用了卢梭的话劝诫当事人:人都有善恶两面,你们曾经被黑恶笼罩,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你们能让人性的善多沐浴光明。

  不过,这并不能被受欺凌者接受。

  “在法律制裁普遍缺位的时候,宣传‘以德报怨’,寄希望于人性,就会害了下一个无知的‘我’。”一位成都的受欺凌者反复质问记者,“你说除了‘以暴制暴’,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他无数次幻想自己成为《夏洛特烦恼》里的夏洛,“穿越回去,把他们暴打一顿,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抚慰。”

  徐晓艳的父亲并不希望女儿在日后的生活里遗留这种愤怒。他甚至不再纠结被拖欠的赔偿金,唯一的心愿是女儿的身心在平静中得到修复。

  进入新学校不久,老师曾提议让徐晓艳担任班干部,遭到了他的反对。“我不让她当,就是怕她再惹那个麻烦。”

  本报记者 李兴丽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徐晓艳、刘洋、高景行为化名)

初审编辑:张艳

责任编辑: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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