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52年惠民地委、专署机关迁址北镇

2019-07-10 10:20:13 来源: 滨州日报/滨州网 作者:

【编者按:7月7日起,滨州网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滨州成长的足迹》大型专题报道,将持续到国庆节。敬请收看!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更是推动“富强滨州”建设的奋斗之年,滨州发展将掀开新的一页。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此,引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佘春明“六问”之“梦想之问”——在滨州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梦幻之旅”的成功实践。在苦海沿边的烂泥滩上建设滨州港曾是一个梦,几十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把一个个大土坑、一片片低洼地变成“四环五海”,十几年干下来,梦想变成了现实;曾经是光秃秃、白花花的盐碱地,十几年的“林水会战”干下来,变成了林河湖草生态系统完善的园林城市,梦想变成了现实······

让我们一起深刻回顾1949年以来,在滨州这片热土上曾经的奋斗足迹,也期望无数前辈的奋斗成为我们前行的强劲动力。】

时代印记

地委、专署机关迁址北镇

北镇始建于北魏,曾名为乱城,为漯沃县所治。公元596年(隋开皇十六年),改漯沃县为蒲台县,乱城为蒲台县治。1192年(金明昌三年),于蒲台镇南新建县城,蒲台镇改成为蒲北镇,简称北镇,历来为鲁北地区黄河下游的一处水陆交通要冲和集贸中心。

1950年惠民专区成立时,专员公署位于惠民专区前身渤海区党委、公署所在地惠民县城。但鉴于惠民县位于惠民专区最西部(广饶至惠民县城120公里),与各县联系欠方便,而滨县北镇则位于全区的中心地带(距离最远的县60公里),黄河道旭渡口北岸,又是连接华东、华北、东北的交通要道,也是区域粮、棉、油等物资的最大集散地,是理想的城建地域。所以地委决定在北镇建设地级城镇,并计划将中共惠民地委、专员公署由惠民县城迁址北镇。

1952年,中共惠民地委、专署机关迁入滨县北镇后的驻地。

1952年,在北镇旧城西北1.5公里处新建城区,民间称新北镇,原北镇被称为老北镇。新北镇规划为棋盘街,南北向为渤海路,东西向为黄河路,首先在渤海5-7路、黄河2-4路建设地专领导机关住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地委、专署、军分区、公安处、供销社等机关相继在新北镇建成。1952年10月,地委、专署机关驻地由惠民县城迁至滨县的北镇(今滨州市)。其他单位陆续全部迁来新城区。

1958年12月8日,惠民专区并入淄博专区,专署机关迁往淄博;北镇所属的滨县并入惠民县,惠民县机关迁北镇。

1961年7月1日,恢复惠民地区建制,地委、专署由淄博迁回北镇。

1984年,为了统一地名,北镇更名为滨州。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一)

农业合作社溯源

在渤海区,党领导下的互助合作1943年已经开始出现

全国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业互助合作应运而生。惠民专区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先进地区,党领导下的互助合作最初形式的互助组、插伙组和农业合作社,从1943年已经开始出现,并且在发展生产和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又暴露出来:新的富农开始出现,少数人开始卖地,土地租佃关系也重新产生,在一些农民中还产生了“一拉平”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民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1951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提出了土改后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又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主张。

把互助合作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

1951年3月12日,惠民专区农业生产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业互助合作的开展。在农委的领导下,全区的农业生产由于贯彻和初步实行了党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从而获得了迅速恢复和初步发展。

各级党委结合本地实际进行专门研究和分析,对干部中存在的互助合作放任自流现象进行了认真检查和纠正。另外,各级党的领导干部还注意了解掌握农民的困难和互助组的问题,对于因生产管理不善或分红制度不合理等而引起农民不满的消沉组织给予及时整顿和处理。这些措施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据调查,到1951年底,全区组织起来,包括参加简单互助组在内的户数约占总户数70%以上。其中常年互助组3100多个,农业合作社33个。所存不足是这些组织的分布极不平衡,除简单的劳动互助较普遍外,常年互助大部在广饶、博兴、垦利、蒲台4县中;农业合作社只分布在广饶、垦利两县。

为总结经验,1952年1月地委对全区劳动互助合作运动作出总结,在对前段工作进一步肯定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创办经验和1952年的发展规划作出指示。要求将占全区总户数70%以上的简单劳动互助组的50%提高到常年互助组水平,对剩余的要加强领导,逐步提高,并保证发展20%的单干户到简单互助组中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互助的基础上,根据群众要求,有领导的逐步整顿、恢复与发展,广饶、蒲台、垦利有基础的县,可以区为单位有重点的试办一到二处,其他县根据生产需要,以县为单位试办一到二处。

在实际行动中,地委采取措施,使全区的互助合作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一是发展与整顿互助合作组织与整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互助合作作为党在农村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农村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这项任务中真正起到了领导、组织和带头的作用。二是领导亲自动手,掌握基点,创造典型,点面结合,逐步推广。三是开好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与办好互助合作训练班。四是互助合作运动与爱国丰产运动紧密结合,相互推进,真正起到互助合作增产显著的作用。五是严格按照“既照顾了单干农民,又以扶持组织起来的农民发展生产为主的方针”,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给予大力的扶持。如供销社在春夏雨季中贷放与出售豆饼3050万公斤、化肥7.5万公斤、水车5000余部、步犁300多张,绝大部分扶持了互助组与农业生产合作社。

随着经验的积累,地委逐步对土地、农具和牲口入社,互助组记工、分红办法,公积金的使用以及公粮的负担与缴纳等作出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建立严密的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专门强调。这些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互助合作的巩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互助合作是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

1952年6月,各种类型的互助组已发展到5800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4处,组织起来的农户达254660户,占全区总户数的37.3%。又经过半年的发展,至年底,全区互助组经过合并与质量提高,共计有56694个,其中第一种类型的互助组(临时性的),占互助组总数的52.2%,第二种类型(常年变工组)占26%,第三种类型(常年固定互助,结合副业、结合技术的互助)占20.5%。农业生产合作社达139处,入组入社农户达291525户,占全区总户数的42.7%。

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农业生产互助,不仅是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是生产关系的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往事钩沉(二)

渤海军区京剧团集体转业到地方

据《滨州地区志》记载,1952年9月,渤海军区京剧团由部队转业到地方。日前,记者采访了京剧团的部分老员工,听他们讲述了转业的前前后后。

1948年渤海军区政治部京剧团演出李闯王剧照。

67年来,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剧团九易其名

谈起剧团的前身后世,79岁的梨园老艺人侯玉山、75岁的著名琴师王金岭打开了话匣子。

“1947年11月,渤海军区政治部调所属第三、第四军分区宣传队中的京剧演员到军区集中,组建了渤海军区京剧团。1952年9月,渤海军区撤销,剧团集体转业归德州专区,易名德州专署京剧工作团。1953年集体调至惠民专区,改称惠民专署实验京剧团。1958年4月集体下放至滨县,易名滨县京剧团;同年10月30日惠民专区与淄博市合并,剧团改称淄博专署京剧团(驻专署住地张店)。1961年1月,淄博、惠民两地分开,恢复惠民专区建制,剧团易名惠民专署京剧团,以后改为惠民地区京剧团。199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惠民地区改为滨州地区,剧团易名滨州地区京剧团。2000年6月,滨州地区改为滨州市,剧团称谓随之改为滨州市京剧团。”60多年过去,随着渤海区——惠民专区——淄博专区——惠民地区——滨州地区——滨州市等行政区域的变更,这支67岁团龄、转业地方的部队剧团已经九易其名。

梨园老艺人侯玉山。

著名琴师王金岭。

转业前,演员都有枪,白天演出晚上行军,还要抬担架、运粮草、照顾伤员

侯玉山介绍,1947年9月,渤海军区三分区京剧队和他们的四分区京剧队奉命由分区调军区,组建成渤海军区平剧团(因为当时北京叫北平,所以剧团不叫京剧团而叫平剧团),住在阳信县李家桥大穆家村。剧团是连的建制,下设四个排,每个演员都有枪,排以上干部是短枪,一般战士是长枪。

当年,保卫渤海解放区的战斗刚刚开始。剧团随军作战,白天演出,晚上行军,利用战斗间隙,慰问从前线换下来的休整部队,慰问伤员和群众,还有就是参加庆功会。剧团到农村演出都有严格纪律:各队必须保证房东家水缸满着,早晨起来必须把地扫干净,离开村子之前部队专门的群众小组要去农户家做调查,“(战士)说没说什么不合适的话?借什么东西没还?做没做不合适的事?有没有不礼貌行为?”严明的纪律,和谐融洽的干群、军民关系,得到了群众拥护,口碑相当好。这军事化的管理,一直持续到转地方以后很多年。

除了演出,剧团还要随时听从上级安排,配合作战部队,做好后勤服务。有段时间因为局势紧张,剧团担负起抬担架、运粮草,在阵地医院看护伤病员的任务。下连队为伤病员、俘虏教唱革命歌曲,提振官兵士气,转化俘虏思想,真正把宣传当做武器。在渤海区遭受天灾的时候,渤海军区京剧团组织义卖公演,全部收入救济灾民。部队剧团随军作战,足迹踏遍鲁北大地,又演出又战斗,发动群众,鼓舞官兵斗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搬来北镇10余年后,才有了固定住处

“那时候‘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更是这样。接到上级集体转业到地方的通知,一个动员会后,官兵们服从上级命令,很平稳地集体转业到德州。当时德州还有从河北衡水来的一个剧团,我们剧团作为总团部管着这两个剧团,两个剧团的人员可以调整。因为惠民专区那时候没有大型京剧团,而这支剧团原本就在惠民,地委有关领导请示后就把我们这个剧团调了回来。”侯玉山回忆,1953年,剧团正在外演出,接到命令说去惠民专区,也没啥家当,所有的东西几乎随身带着,从演出地直接转移到北镇。

搬来北镇后,先住在老蒲台县城城墙下当铺对面。当时蒲城就是一条街,城墙原貌还全,但不高。住了不到一年,就搬到了今市西街道南杨家村住了一年多。1955年至1956年,住在黄河大坝边上的鸿文基督教堂,后来又住过人民剧场、邮电局、法院、检察院,直至1969年左右,才有了现在的固定住处。

滨州市京剧团建团60周年现场。

“老渤海”品质吸引名角,优秀团队声震齐鲁

转地方后,沿承老渤海军区剧团的优良传统,剧团人以军人的作风、军人的纪律,甚至部队的管理,继续“出人出戏传国粹”,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因为老“渤海军区京剧团”的作风好、管理严、水平高,加之团结、真诚、敬业,声名远播,很多流动的演员也被吸引过来,阵容进一步壮大,组成了老、中、青结合近百人的演出团队,以较高的演出水平红遍鲁北大地,唱响半边山东,深受广大观众欢迎。

(撰稿:李振平)

往事钩沉(三)

“三反”“五反” 运动

“三反”运动——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

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要求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整风运动。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因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导致出现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甚至蜕化变质等腐败现象。这些问题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继而于1952年1月4日下达了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

中共惠民地委立即行动起来,号召各县县委和地委的各部委机关党组织,集中力量开展精简机构、紧缩开支、反对贪污和铺张浪费的运动。要求县以上机关以及地区各部门负责人带头检查本单位的贪污浪费现象,深入发动单位全体人员,按照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大胆揭发三个步骤,大张旗鼓地把“三反”运动开展起来。

1952年惠民专区在惠民县城召开各界“五反”检举大会。

从1952年初开始,通过反复学习文件和进一步的思想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有贪污行为的在职人员也开始有了压力感,坦白、检举行动随即开始出现。地委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地委、专署的名义举行了全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坦白检举大会。各县也纷纷召开坦白检举大会,促使贪污人员坦白交待。截至2月中旬,全区专、县两级参加“三反”的总人数为10619名,共坦白和检举出有贪污行为的人员5279名,占在职干部总人数的49. 7%。其中,党员2189名,团员853名,群众2237名。

2月23日,地委向全区发出通知,要求集中力量“搜山打虎”,向大的贪污分子进行围剿。各县和地直各单位分别成立“捉虎”队,队员分工负责,专人专案,把贪污严重的犯罪分子作为“虎”标加以分析,将其账目、票据交检查组统一审核,使“老虎”在证据面前纷纷落网就范。至3月上旬,共“捉虎”1144只,其中老干部899人,新干部232人,留用人员13人;县级干部18人,区级干部186人,区以下干部940人。在此基础上,全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对所有案件进行了认真复核和清查,本着“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的原则,以保证不枉不纵,善始善终。截止4月18日,全区各县共追出赃款24.4亿元。

春季生产结束后,“三反”运动又一次提上全区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按照山东分局的指示,在地委统一领导下,全区“三反”运动转入定案处理和组织建设阶段。各单位组织干部对已定案件一一复查,确属无差错后才能批准定案。党政分头负责追赃,处理遗留问题,做到适可而止,严防无范围、无止境的逼迫现象发生。在搞好定案工作的同时,开始调整充实干部队伍,对于贪污蜕化的变质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的官僚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清除和撤换。全区贪污分子中,有共产党员2189名、共青团员853名,对其除追回所贪赃款赃物外,分别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保持了党、团队伍的纯洁性。

另外,对问题查清已作了处理的工作人员,视其情节轻重迅速分配适当工作,公布职务,使其放下思想包袱,安心工作。与此同时,按照共产党员八项标准对党员进行了登记审查和组织排队,积极培养提拔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据统计,全区全年共培养提拔干部3202名,使干部队伍得到充实和加强。

1952年6月,全区的“三反”运动结束。“三反”运动的开展不但教育了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而且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

“五反”运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一批不法资本家、工商业主靠拉拢收买国家干部等手段,进行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窃国家情报,以谋取非法暴利的罪恶行径也渐渐浮出水面。甚至在供给前方战场的物品中,发现了大量的假药、变质食品和以次充好的棉衣棉被等。这些问题,不仅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惕,还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工商业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称“五毒”)的“五反”运动。

鉴于惠民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大的资本家不曾存在,所以“五反”运动主要在当时的专署驻地惠民县城和交通发达的滨县北镇展开,以不法商户为“五反”运动的主要目标。

当时全区的工商业虽然基础薄弱、供应面狭窄、从业人员少,但旧社会遗留下的请客送礼、拉拢腐蚀等陋习,以及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的不法行为也是存在的。因此,按照上级党委指示,从1952年1月开始,地委在部分县城首先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暴利、反对欺骗、反对漏税的“四反”运动,给不法商人敲响警钟,同时为开展“五反”运动打下了基础。

1952年3月,全区的“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当时正值全区“三反”运动的“搜山打虎”阶段。由于“三反”运动的开展和“四反”运动的基础,再加上强有力的宣传声势,所以“五反”运动得到了全区守法爱国商人的拥护和支持,局面迅速打开。运动初期,在地委领导下,有关县、镇委召集所有工商业者,对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及其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声讨。在此基础上,对工商业户进行排队算账。经过调查检举,很快查出了一批不法商人利用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等手段,从中盗骗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

针对运动进程中,部分不法商户互相包庇,拒不交待,或有的工商业户感到“无前途”,干脆“关门”停业,以及采取“吃光”、“拉倒”、“散伙”等现象,地委专门召开政协委员会议和工商业者座谈会,反复宣传党的“五反”方针政策,使广大守法工商业者放下了思想包袱,积极配合“五反”运动的开展。全区对612户工商户进行了分类和定案,其中守法户97户,基本守法户462户,严重违法户13户。

全区的“五反”运动1952年6月与“三反”运动一起结束。

“新三反”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

1952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列举了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的情况,以及各级领导存在的官僚主义倾向,提出了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意见。1953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山东分局纪委的报告,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简称“新三反”),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在1953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它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根据中央指示,惠民地委从1953年2月起,领导开展了全区“新三反”斗争。

全区的“新三反”斗争,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政法、纪律检查部门为头阵,从处理人民来信、清理积案、检查工作入手,采取自上而下的检讨、揭发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以及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彻底清查和斗争。

工作展开后,从地委到县委分别派出干部深入基层,以区、乡为基点,进行违法乱纪现象和行为的清查。截至1953年底,全区共处理案件168起,清除坏分子244人,精简党政机关冗员162人。

为进一步促进运动的发展,从1953年底到1954年1月,全区各县分别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新三反”斗争进行动员和部署,随即各区乡也召开干部会和人代会进行思想发动。此后,通过检举、揭发、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对干部中存在的乱打、乱押、乱罚、敲诈、霸占、强迫命令、打击报复等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处理。与此同时,进一步取缔和清理了反动会道门组织,对党员干部中分不清宗教与反动会道门的界限,以致出现违背政策问题的现象进行了说服与教育,有效防止乱捕、乱押现象的发生,从而推进了“新三反”斗争的健康发展。

到1954年上半年,全区的“新三反”斗争结束。“新三反”斗争的开展,改变了领导和干部的作风,对于进一步防止腐败、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撰稿:张文 闫少青 顾超峰)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张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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