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曾先后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直接参与了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工作，并代表中国政府草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周南是香港回归全过程的见证人。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周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访问

周南在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怀中的宠物“豆豆”乖巧可爱。

　　“我也是山东人！不用客气，请坐！请坐！”6月6日下午，当记者如约来到周南家的时候，首先就听到了周老这爽朗的笑语。

　　走到哪里我都是山东人

　　尽管已经年届八十，当天上午还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但看起来周老身体硬朗，精神矍铄。一只黑嘴巴的小狗，从周老一进客厅就紧贴在他的脚边，随后又随着周老趴在了沙发上。周老顺手抚摸着小狗，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我虽然没有出生在山东，也不会讲山东话，走到哪里我都是山东人。每次填籍贯我写的都是山东曲阜。我们全家人一向也都是这么写的。”说起山东，周老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周老其实并不姓周，而是姓高，原名叫高庆琏，因为琏与琳读音相近，初中时家里人又给他改名高庆琮。1946年，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高庆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入党必须要有一个假名，当时非常痴迷古诗的高庆琮，就把《诗经》第一章的名字《周南》改作了自己的名字，从此沿用至今。而周老的两个子女，也都一直沿用了周姓。为此，当年的外交部长陈毅在向毛泽东主席介绍周南的时候，还风趣地加了一句“诗唱《周南》第一章”。
　　“我们家，是在祖父那一辈，因为闹饥荒才逃到东北去的，最先落脚是在辽宁，时间大概是在清末。就像《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一个样子。”周老说，以前那么多年，他其实很早就想回老家看一看的，但年轻的时候上学、闹革命，工作后又长期在国外工作，一直都没能找到合适的时间。
　　1986年，周老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与葡萄牙政府进行澳门问题谈判。为了缓解谈判的紧张情绪，当时，每谈一轮，周老就领着葡萄牙人到中国的一个地方转一转，一边旅游，一边顺便通过私下接触就一些问题进行磋商。借这个机会，周老才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当时，我领着葡萄牙人上了泰山，看了曲阜。对于故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虽然早就知晓，但在亲眼目睹之后，依然颇感震撼。”周老随即报出了一大串山东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孔夫子、孟夫子、王羲之、王渔洋、蒲松龄、郑板桥。
　　周老说，中国最早的史书《春秋》，写的就是鲁史；中国最早的外交家晏子，则是齐国人。因此，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就是文化之邦、礼仪之乡。

　　每次看山东每次都不同

　　由于是带着任务，周老第一次来山东只有短短几天，可以说是走马观花。1991年，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老，终于有机会对山东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考察，他从济南往东，沿着淄博、潍坊、青岛这条线走了一遍，随后又去了烟台和威海。
　　“当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山东的基本建设远远走在了全国的前面。那个时候，有句口号很流行，是‘要想富，先修路’，但别的地方当时都还没动，山东就先动了，走到哪里，都感觉四通八达。”周老深有感触地说。
　　1997年7月6日，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还没几天，早已被查出患病在身的周老就返回北京，住进医院做了个大手术。随后几年，周老由于身体不适，很少外出。但随着身体的复原，周老来山东的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2000年以后，他每年都会来山东住上两个星期。
　　“每次到山东，都会感觉到山东的变化很大。真是一年一个样。”周老说，山东沿海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起步早，发展快，但他们并不只是自己发达了，还在向内陆腹地辐射，这个政策是很对头的，也是有效果的。
　　另外，周老还认为，山东这些年在倡导科学发展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第一次去淄博的时候，看到那里的烟囱比较多，感觉有些脏。当时，我就对当地的领导说，这样好是好，工业发达了，但长远看，将会产生污染问题。这些年再去看，环境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而且，我也从其他一些渠道了解到，山东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一直也抓得比较紧。这应该说是一条良性发展的道路。”
　　周老在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期间，在融资、干部培训等方面都对山东给予过很大帮助。“为家乡做点事，那是应该的，只是我做得还太少了。那个时候，省里还给过我一个‘顾问’的头衔，但我顾得不多问得也不多，想起来有点惭愧呀。”周老说。

　　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

　　“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这下够你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多事，另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进行捣乱，可能很难再像在外交部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书了。但我觉得那几年，书还是没怎么少读，香港最后也照样顺利回归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把心思用在了工作上，自己内部没有什么斗争。”顿了一下之后，周老加重语气说，“干工作，最怕的就是内耗。如果自己人成天斗来斗去，还怎么会有精力用在工作上？”
　　周老坦言，刚去香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我们那个班子很团结，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想呀，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个人就是有点小事，那也不算什么。大家就是一个心思，怎么才能不辱使命，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干好。”

　　现在最大的兴趣是读书

　　周老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当外交官，他最大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其后，虽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很大偏差，但好读书的习惯却一直未曾改变。他的爱书成癖，在外交部那是出了名的，哪怕只有半小时的空隙，他也要拿起书读上一会儿。到了国外，只要时间允许，他也必去图书馆、博物馆走一走。而在北京的时候，琉璃厂更是他的流连忘返之地。
　　周老还在采访中透露了两个秘密，那就是他曾经有两次想离开外交官的岗位。一次是1981年他结束了长达10年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回到国内的时候，他曾计划去北京大学做一名教授；第二次是1990年代初在香港见到匡亚明的时候，他对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匡老说：“将来你不干了的时候，我去接你好不好？”
　　喜欢与书打交道的周老，最终还是留在了外交官的岗位上，而且一直“超期服役”到70岁，才真正有了大把的时间去做他所喜欢的事情。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哲学，但业余时间喜欢文学。后来又学西洋文学，对外国的东西一度比较痴迷。不过，最终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更有吸引力。”周老说，“我现在读得最多的是线装书。文学、历史、哲学，这方面的书我都非常喜欢。每天睡觉前，我都会拿上一本看一看，现在都养成习惯了，要不看会儿书，就睡不着觉。”
　　在周老的家里，记者看到两大书柜的线装书。“这一部分是我自己‘淘’来的，另外还有就是别人帮我‘淘’来的。”周老说，“这可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
　　周老问记者：“像这些古书，你读不读？”当得知记者很少读古书而且不少古书读起来难度太大时，周老语重心长地说：“像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看一点古书。当然，其中有不少糟粕的东西，但更多的还是精华。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有识之士都在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其中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自己反而并不觉得怎么好，还有些人更极端，把外国的东西什么都看得比我们好。这也不见得，小平同志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外国的月亮也不比中国的圆嘛。把我们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好东西，一股脑儿都抛弃了，实在太可惜了。”
　　周老说，关于古书，也不是哪一本都难以读懂的。像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比较好懂的。《史记》中关于项羽、刘邦的文章，对人物的描述多么生动，看起来就像是在眼前。还有《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林冲，《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薛宝钗，那刻画也是活灵活现，这样的艺术成就，哪里就比外国的差了？人家好的东西当然要吸取，可不能忘了，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也不少呀。

　　“口述”中有个错要改一下

　　前不久，以自传体形式记载了周老人生长路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出版发行。在记者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周老特意将其中的一处错误写在一张纸上，并希望记者能在家乡的报纸上更正一下。周老写的是：书中第193页第4行“但没有排着队，是举着小红书进去的”，应为“但没有排着队，也没有举着小红书进去的”。
　　“要是那样，我们不都成了红卫兵了？这个意思，正好弄反了。”周老说。

周南通过本报向家乡人民问好。

谈起香港回归，周南总是胸怀激荡，那是一段永生铭记的经历。

周南年轻的时候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其后，虽然现实与理想产生了很大偏差，但好读书的习惯却一直未曾改变。

　　周南被誉为诗人外交家，这是他在香港回归前夕写的一首《遣怀》：
　　叹老嗟贫谢未工，
　　神顽耳顺尚能童。
　　生当华夏重兴世，
　　身在疾风骤雨中。
　　搏浪方知沧海阔，
　　攀峰又见碧山雄。
　　九州道路行将遍，
　　草长莺飞我欲东。

　　2004年年初，有感于一段时期内某些外部势力企图在香港制造动荡的情况，周南写了一道题为《甲申感事》的七律，所感之事，即港事也。诗曰：
　　又是还寒乍暖时，
　　山前山后雨如丝。
　　墙头桃偶翻陈曲，
　　门外乌鸦噪晚枝。
　　岂有羲和忧日坠，
　　更无劲草怯风驰。
　　东君徐放花千树，
　　何必天涯觅紫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