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引起强烈反响。目前他正在紧张录制《袁崇焕：明亡清兴之鉴》专题，预计下半年播出。4月5日，阎崇年先生在北京社科院的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阎崇年说：“我很崇拜像袁崇焕这样的英雄人物，他身上有中华民族的精神。”
到阎崇年先生家，第一感觉好像是进了书店。阎先生家的客厅里有书橱、阳台上有书桌，卧室里有书柜。十几平方米的书房里更不用说了，书架上堆的、地上摞的、桌子上摆的。就连进门过道，也贴墙改造成一面书墙。阎老讲了一件趣事：有一次他搬家，因为书多，就提前对搬家公司的人说可以加些钱，搬家人从50元加到100元，最后阎老主动加到200元，结果那次搬家仅书就搬了八大车。搬家人苦不堪言。
记者面前的阎先生跟电视上的形象一样，一点不像年过70的老人，思维敏捷，目光炯炯，声音洪亮。
杨向奎先生的一封信，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打出租车到您家的时候，姓穆的出租司机说他是满族，祖上是镶黄旗人。听说我采访的是您，他说，阎崇年是北京满学会会长，是满族人。
阎崇年（以下简称阎）：是吗（笑）？我是标准的汉族，出生在山东蓬莱解宋营村。也就是现在的解西村。当时父亲和哥哥都在北京谋生。我在山东上完小学，等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后，也就转到北京六中读书。让我最难忘的是我参加了1949年的开国大典。当时天安门广场杂草有一米多高，凹凸不平，乱石垃圾，满目疮痍。我记得我们拔草，搬石头，边唱歌，边劳动。那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啊！“十一”那天下午3点典礼开始。我聆听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声音。我很幸运，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瞬间。
记：您先是见证历史，后是研究历史。
阎：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学生都学自然科学，因为国家百废待兴，需要自然科学人才。我数学全年级考第一，物理化学都是班里的第一。可是我喜欢历史老师讲的课。阴差阳错地，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此跟历史结缘。
记：您怎么后来专攻清史了呢？
阎：大学毕业后，我对先秦史感兴趣。我写了篇关于先秦的研究论文，去向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请教。杨先生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那时他刚调到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担任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我到他家去，他看后说文章写得很好。过后，他给我写了封信。是1963年3月8号写的。这封信我一直还保留着（阎先生展示出自己珍藏了43年的信，信纸已经发黄。）杨先生建议我研究清史，因为大家都厚今薄古，在中国古代史里，清是“今”啊，清代的档案、主要文献、宫廷建筑都在北京，主要专家也在北京。研究清史有便利条件。研究先秦靠考古发掘，西安有便利，北京不便利。
读到信后，我一个月什么也不干。反复思考，这是个大事情啊，我当时才20多岁，决定一生的研究方向啊，那得好好思考思考。最后，我决定接受杨向奎先生的建议，研究清史，研究方向定下来，43年过去了，没有一天动摇过。
对历史，我讲求正说、细说和新说，不搞戏说
记：近些年来“戏说”历史成风，特别是一些清史题材的影视剧泛滥成灾。打开电视，就看到男人的大辫子在屏幕上晃悠。您是用“正说”来抵抗“戏说”。
阎：“戏说”的出现，虽然丰富了人们的文化与娱乐生活，但“戏说”太多了，人们分不清历史和游戏，常把“戏说”当正史，这对青少年正确了解历史尤其不利。作为历史学家，主要是搞学术研究，但是也要搞雅俗共赏的东西。到电视上讲课，是经历了由俗到雅，再由雅到俗的过程。就像蜜蜂采了大量的花粉，然后化作蜜给大家吃，这个蜜是花粉的精华。对历史，我讲求正说、细说和新说，不搞戏说。
记：您能具体说说吗？
阎：“正说”是说历史，不能当故事讲。
“戏说”是说故事，不是历史，别当真。这个“度”要给观众分开。你禁止人家戏说也不行。过去咱们的历史书比较粗，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比如光绪皇帝的死，就一个“崩”字。但这些小事件往往是观众、读者关注的重点、热点和疑点。我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细列出，从以前的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出发，分析综合，加以解说。这样，历史就变得有血有肉，听起来就有味儿了。这算是细说吧。
既然讲清史，当然要讲新东西，也就是要有“新说”。比如，我讲慈禧政变，或叫北京政变、辛酉政变。传统讲法是北京集团和承德集团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1：1，势均力敌，给观众简单讲，讲不清楚。我干脆将原来的二元分析改成三元分析，即第一股是帝后（慈安、慈禧、同治）势力，第二股是帝胤（恭亲王奕?）势力，第三股是朝臣（8名顾命大臣）势力。斗争结果是帝后势力和帝胤势力联合起来对抗朝臣势力，2：1，朝臣势力必败无疑。政治斗争就是力量的对比啊。政变后，垂帘听政从此开始。这样讲观众一下子就懂了，专家也觉得三元分析很新颖。又比如鸦片战争，以前中学教科书突出“落后就要挨打”，我讲“落后可能挨打”，我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由道光帝承担。当时英军入侵，后方在大西洋那边，如果号召“勤王”，道光皇帝是有可能打败敌军的。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进行的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再比如，以前教科书上说的是“张勋复辟”，而我讲是“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复”是恢复，“辟”是帝位的意思。张勋是安徽督军，不过一个地区司令，怎么能说“张勋复辟”呢？
记：您能不能讲一下跟“百家讲坛”的缘分？
阎：在我之前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已经办了三年了。它的特点是每个人讲一讲，或者是一个人讲几讲。开始他们是想请十二个人讲清朝十二帝。要我讲第一讲，我跟电视台的人也不熟悉，他们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开一个栏目，讲十二帝，请您讲第一讲，我说您怎么知道我的，他说您写过《努尔哈赤传》啊。
我讲完努尔哈赤，反响很好。电视台的人就说要接着讲。我说不行，北京专家多啊，每一朝都有专家。他说没事，这样吧你加一讲行不行，加皇太极好不好？我说那可以。皇太极我研究过，我就把皇太极给讲了。讲完他说顺治你也得讲一下子，顺治也还了解一些，就讲了顺治。顺治完了就加康熙，康熙我也“摸”过，康熙的“实录”和“起居注”我都看过。康熙讲完加雍正，雍正完了加乾隆，就这样加下来的。讲到乾隆之后，他们说阎老师你还得讲，观众一致要求你讲。我说怎么办？十二皇帝讲完了，就讲总说吧，串起来讲。原来是一朝一朝横着讲，现在是竖着讲，讲几个专题，讲完还不行，观众还要求讲，就答疑吧，于是又有了答疑系列，总共讲了38讲。我这一年，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要透过袁崇焕的品格与事迹，敬仰英豪，知荣知耻
记：听说您要在“百家讲坛”讲袁崇焕？
阎：（阎先生取出一摞演讲稿，记者看到第一讲是“崇焕之死”。）现在已经录了二十讲了。预计下半年开讲。总的题目初拟是《袁崇焕：明亡清兴之鉴》。
我这么多年重点研究了两个人，一个努尔哈赤，写了《努尔哈赤传》；一个袁崇焕，写了《袁崇焕传》。我是把他们两个对立人物进行比较着研究的。因为你研究袁崇焕，是从对立面看努尔哈赤，你会看得更清楚。同样，你从努尔哈赤方面研究袁崇焕你也就看袁崇焕看得更清楚。研究必须比较着研究。在明清之交，两个人都了不起。
袁崇焕工作和生活的所有地方我都去了。他老家是广东，后来上学在广西，做县令的时候在福建，在兵部做官的时候是在北京，打仗的时候在兴城，当时叫宁远。他守卫的宁远我多次去考察过。他打仗的古战场，过去叫觉华岛，今名菊花岛，那岛上长满菊花。我在岛上拉皮尺测量明屯粮古城遗址城墙城门的具体数据，确定了遗址的方位和尺寸。
记：可不可以这么说，正说清十二帝更多的是侧重于梳理陈年旧事，而讲袁崇焕更多的是面向未来？
阎：袁崇焕是大仁大智大勇大廉啊。我们现在不是讲八荣八耻吗？八荣第一荣就是爱国啊，第二荣就是爱民啊，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袁崇焕做到了。第三荣是崇尚科学呀，袁崇焕的红夷大炮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是第一个将大炮用于战场上的。明末到袁崇焕以后才开始在辽东打胜仗，以前一直是打败仗的。袁崇焕不仅是文官的楷模，也是武官的楷模。武官是不怕死，勇敢啊。自己亲自带兵打仗，身先士卒，盔甲上中的箭像刺猬皮一样。自己负伤以后，把战袍撕破了，裹着伤口骑马作战。他掌握成百万两银子，军饷粮饷啊，他一文不贪。死了抄家，四个字：家无余资。他在邵武任知县，县衙门旁边老百姓家着火了，自己亲自爬墙上房给老百姓救火。《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这说明身为县令的袁崇焕，不摆官架子，不搞特殊化。这很不简单啊，我所见到的材料，他是惟一的一个。
我很崇拜像袁崇焕这样的英雄人物，他身上有中华民族的精神。我把袁崇焕的精神概括了四条，第一爱国爱民；第二勇敢拼搏；第三善于创新；第四清正廉明。我这次讲袁崇焕就是突出袁崇焕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树立起“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精神，就无敌于天下。
透过袁崇焕的品格与事迹,了解先贤,敬仰英豪，知荣知耻，激励来者。在这次讲的时候我还将鞭挞一些古代的贪官、庸官，也有打仗逃跑的将官，一看到敌人来了，就跑了，退了。孬种！
家务事从来不管，我满脑子是清史
记：看您的讲座，佩服您的记忆力。比如对清代旗人的编制，官衔，还有历史、地理、年代，您讲起来如数家珍。
阎：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熟了。学历史就是从基本材料入手，年代啊，地点啊，张口即来。43年，家务事我从来不管，我满脑子是清史。
(记者翻开《中国历史年代简表》随便翻到一个清代皇帝的纪年“考”阎先生，阎先生不假思索，凡记者提到的与皇帝年号对应的公元纪年他都能脱口而出。记者问不需要换算吗？阎先生笑答：熟了，不用换算）。
我平时都是4点钟起床，写文章到7点，这算第一个单元，从8点开始到12点是第二个单元，中午休息一会儿，从下午1点半，到6点是第三单元，晚饭后从7点到10点半是第四单元，除了出发在外，我天天如此，包括节假日。
记：录节目一定非常辛苦。
阎：讲清十二帝时是一个礼拜录一次，礼拜一到礼拜四准备，一天写五千字，四天写两万字。星期五我自己再把稿子串一下。星期五晚上给家里人或来的朋友，给他们念叨一遍，类似试讲，他们就提意见，这些人都很直爽。说这地方不行，听不懂，太专业；这地方不行，没意思，太平淡；这地方很重要，多说一点。等等。星期六我就进行修改，星期六晚上自己到外面空场里消化一下，想一想。星期天去录，录完了，星期一就再接着。
记：讲清十二帝时有没有遗憾？
阎：当时有个不足，因为没想到我自己讲完十二个皇帝。他们彼此之间的关联没有一个统筹的规划。开始一个皇帝一讲，后来同治就讲三讲。同治才十一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也是一讲，这怎么行？后来就协调了。现在我讲袁崇焕，就有个整体布局了。
记：你最喜欢读的书是哪些？
阎：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十三经注疏》，文革期间，我偷着读，在《十三经注疏》上包上书皮，写上“毛主席万寿无疆”作掩护。
记：您最近回过老家吗？
阎：1987年回过。当时蓬莱的县委书记来了，他说您对家乡做点事吧。我做点什么呢？我又不能投资，我是个学人，那就扩展一下蓬莱文化的知名度吧。我想到了戚继光，他是山东蓬莱人，1987年是他逝世400周年，我们就搞了个纪念活动。名字是“纪念戚继光逝世400周年学术研讨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
山东出了两个圣人孔子和孟子，这不单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我想也是人类的骄傲。因为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也是全人类精神文化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在北京50多年啊，但我出去不说我是北京人，我说我是山东人，我的孩子现在在美国定居，他们填表也都是填山东蓬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