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还是一种客观存在？幸福能够测量吗？测量幸福所依据的指标是否科学？
　　目前所进行的幸福指数测量臻善臻美吗？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足够的关注。为了打开这些问号，记者近日对山东省委党校邢占军教授进行了采访。

　　邢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者。

　　幸福是什么？有人说，幸福像花儿一样；有人说，幸福其实很简单，可能是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条默契的短信，也可能是一次大快朵颐后的欢畅；而幸福却又经常抓不住，摸不着，是重是轻，是长是短，很难让人说得清楚。许多人看起来什么都有，应该很幸福，但他们自己却不这么认为，这说明每个人衡量幸福感的标准存在巨大差异。
　　但就是对于这样一个说不清的东西，人类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究。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
　　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也是探究者中的一个，并且因为一个称作“幸福指数”的名词进入公众的视野，邢占军的知名度近来骤然上升了不少。几天前，在Google上输入他的名字，还只能得到4000余条查询，而过了仅仅几天，这一数字就变成了6000多，这个变化，是来自于他几年来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走上了幸福测量之路

　　邢占军身上没有太多的故事，这几年，他一直默默行走在学术研究与教学的艰辛旅途中。直到最近，因为他的一个研究报告，一本名为《测量幸福》的学术著作，这种沉寂才被打破，他变得有名起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93年，邢占军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硕士。在从事一项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时，他第一次接触到的“生活满意感”调查问题，激发了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兴趣。1999年的下半年，美国心理学报刊发的两篇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章则让他十分敏感，他隐约感觉到这将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能不认真面对的问题。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涉猎这一问题。一年后，当邢占军开始读博士时，便萌生了编制一套幸福感测量工具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念头。尽管当时国内对幸福感的测量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可邢占军却非常确定地认为这种研究很有价值，很有必要。2003年，饱蘸着邢占军心血的博士论文获得通过并被评为优秀论文，这让他十分欣慰。毕竟，他制作的全国第一套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其实质就是一份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得到了学术上的认可。
　　更让邢占军感到高兴的是，他所在的省委党校对此非常支持。学校组织了几位年轻、高学历，涉及统计、心理、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专门人才，成立以邢占军为主任的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此外，还建成山东省党校系统社会调研网。有庞大的系统作支撑，邢占军“领衔”省委党校课题组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山东省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追踪研究。从2002年5月开始到2006年3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居民幸福指数共进行了6次调查，样本总量为9254人。通过4年多的调查分析，邢占军制作的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形成了常模（一种供比较的标准量数）。其意义是，可以为山东省城市范围内不同个体或群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比较提供标尺，从而大大方便针对城市个体的诊断与咨询，并有助于针对特定群体的幸福感研究。

　　幸福也可以用数字测量

　　对于幸福指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尽管邢占军已经制作了“工具”——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并就具体城市进行了实测，可还是有不少人疑惑，幸福真的能用数字测量吗？幸福量化后的指数到底有什么意义？
　　邢占军解释说，出现这样的质疑，主要是对幸福感的涵义存在着模糊认识。他说，幸福指数所测定的幸福，并非形而上学以及简单生活形态层面所指向的“幸福”，而是科学层面所评价的“幸福感”，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一种核心指标。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因此说，幸福感是人们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所持的一种心理体验，但这种体验绝不是抽象的，而是一种具体的体验，它是通过一组极具针对性的指标来加以评价的。这种体验又受到人格、动机、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不同个体的幸福感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如果采用一定的抽样技术取样，对特定群体的幸福指数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群体层面上的带有倾向性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感的构成、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主体条件和环境因素都有客观规律可循。
　　因为由许多科学、具体的统计指标组成，所以我们可以把幸福指数统计看作是对社会和谐程度的综合考量。研究幸福指数，就有了很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可以衡量群众主观生活质量。人们物质生活上有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而衡量人们精神生活质量方面则无据可循。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可作为一种供选择的工具。其次，相比于其他各种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能更鲜活地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因而可作为体现和谐社会精神的完整的指标体系的重要组成。还有，可动态地把握民意走向，既可以为我国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和决策提供事前咨询和事后反馈，也可以为建立城市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预警系统提供帮助。
　　记者也了解到，“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摆上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一段时间以来，在许多场合，“幸福指数”成了邢占军与许多地方官员谈论的主要议题，许多官员都饶有趣味地向他询问关于“幸福指数”的方方面面。

　　“幸福指数”要避免简单化

　　然而，当记者提到曾读过有关他的某些报道时，邢占军口不迭声地说：偏了，偏了。特别是一些没有采访过他的媒体，在引用一些报道时甚至完全背离了他的本意。他为自己的意思没有被人完整准确地理解而苦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在都不敢轻易答应记者采访了”，因此他一再请求记者要下笔准确，别曲解了他的意思。
　　邢占军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他的担忧也同样在其他学术界同仁那里得到了印证。中科院院士程国栋说，“幸福指数”的影响是比较长远的，不会立竿见影，需要一代代人努力。“幸福指数”这个指标一定要科学、合理，不搞一阵风。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沈杰认为，“对于幸福的理解，实际上涉及到了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或价值观研究等领域，因此，绝非一份调查问卷和一个心理量表就能胜任的。”
　　邢占军也清醒地意识到，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在理论正处雏形、实践尚未给出肯定答案的时候，更要警惕一些错误的理解。
　　误解一：幸福指数可取代GDP指标
　　既然幸福指数可以衡量社会的和谐发展程度，那么用幸福指数可取代GDP指标好了。
　　对于这一误解，邢占军说，GDP指标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互相对立排斥的。幸福指数和GDP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幸福指数发挥的主要是诊断和预测功能，是一种约束性指标，主要功能是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而GDP所发挥的主要是一种指示功能，是一种发展性指标。如果说GDP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发展速度的话，幸福指数指标则主要是从发展方向来加以考察的，二者之间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
　　正确认识幸福指数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通过对国内某省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研究发现，居民人均收入与幸福感之间呈现一种正向关系，即城市居民幸福感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提高。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我们应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幸福指数作为GDP指标的必要补充，使之成为考察社会和谐发展程度的重要依据。
　　误解二：幸福指数可以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
　　对于各地对幸福指数的“热捧”，邢占军特别担忧。他说，幸福指数应当合理定位，避免走进幸福指数崇拜(像GDP崇拜那样)误区，直接将幸福指数作为考察政绩的指标。把幸福指数作为社会评价指标时，应时刻意识到，幸福指数体现的是民众一般的心理体验，它必然受到长期的和短期的、宏观的和微观的、主体自身的和外部环境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决定了它主要用于对特定的社会发展与社会良性运行状况进行衡量与评价，一般不宜用于评价政府组织的绩效，更不宜用于考察个人的政绩。在追踪幸福指数的变化时，主要是看发展是否偏离了终极目标，而不是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增长了多少个百分点，也不是看它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中位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然，可以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政绩评价的标准。
　　GDP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经济增长水平的宏观经济指标，本来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应用中，GDP并未出现如我国这样的问题。原因在哪里？政府职能定位存在问题。尽管人们都知道政府兼做“裁判员”和“运动员”危害极大，然而目前政府仍没有完全摆脱这双重角色。于是，GDP被抬到了太高的政治高度，有的官员几乎把GDP看成执政合法性的象征。同样，如果将幸福指数像GDP那样政绩化，幸福指数也会被异化，走向形式化、庸俗化。
　　误解三：幸福指数增长越快、越高越好
　　既然幸福指数是个好东西，当然是增长得越高、越快越好了。
　　对此误解，邢占军说，考察幸福指数，并不是追求幸福指数无限增长，而是力求通过幸福指数来考察人民群众主观生活质量的状况和变化趋势，进而调整政策取向，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转。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会不断提高，人们的需求水平也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提升，这可能导致“幸福陷阱”的出现。所谓“幸福陷阱”，是指客观条件改善导致人们需求水平的提高，但在一段较长时间里观察，人们的幸福指数有时并不随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由于“幸福陷阱”等因素的存在，我们没有必要期待指数与GDP同步增长，也没有必要统计幸福指数的同期增长率以及对这种增长率进行预先的规划，更没有必要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不同形式的排名。“幸福陷阱”的存在提醒我们，在确定幸福指数时，一定要注意其相对稳定的特点。在主要指标保持稳定的同时，适时地对部分指标加以调整，增加或排除一些要素；对于保留下来的要素，也要对其在总体幸福感中的权重进行必要的调整。

　　测量幸福无穷期

　　谈到如何评价自己的研究成果，邢占军真诚地告诉记者，编制一套测量中国人主观幸福感的工具，还仅仅是研究的第一步。由于受取样等因素的制约，课题组所取得的成果还仅仅是阶段性的，还仅仅局限于山东范围。他和他的团队还必须对自己的理论，结合新的情况进行修正。在此前的研究中，他们还只是侧重于主观指标的研究。而如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加强对客观指标的研究也同样不可或缺。为寻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全国的普遍适用性，邢占军告诉记者，他们受委托，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北京、西安、沈阳、杭州、广州、昆明等六个城市的调查，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相信，这一全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报告的出台，将会很有意义。
　　邢占军他们有个梦想，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幸福指数发展为体现居民内部主观生活质量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发挥一种社会稳定和谐的预警功能，类似于国外的基尼系数的作用。当然，他们深深知道，这条路并不平坦，充满艰辛，但他们愿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山东省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指数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