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帮生意 不仅仅是色情赌博

被“肉霸”强割的猪肉

“面有面霸，肉有肉霸，菜有菜霸，海鲜有海鲜霸，包括大肠、小肠，一笼多少钱都有人垄断，猪肝有猪肝的垄断，腰子有腰子的垄断，简直无所不在。”

有猪肉霸、牛肉霸，甚至有猪脆骨霸，在“肉霸”和政策双重夹击下，屠宰场老板陈兴萍的猪肉卖不出去，被逼逃离重庆。

南都周刊记者·陈鸣 重庆报道   实习生·朱璐诗  方舟

“我就是个游击队长”，商人陈兴萍有点自嘲地说。

被迫流动作战的是她的兴旺屠宰场。从2000年起3年间，她和屠宰场一直周转于重庆各地，从位于重庆市北部的北碚区，搬到西南的沙坪坝，后来又搬到远离市区的武隆县，现在干脆搬到了重庆的隔壁贵州省。

直到现在，陈兴萍还有点耿耿于怀，“作为重庆人，我的屠宰场在贵州是合法的，开在重庆却是不允许的，这是个怪异的事情。”

一切转变来得十分突然。

在2002年，兴旺屠宰场还被重庆市动物卫生检疫站，认证为“重庆市放心肉工程示范屠宰场”。但是，从2003年开始，重庆两大“肉霸”—王兴强、王天伦控制力逐步渗透，陈兴萍的猪肉就再也卖不出去，最后被逼流走他乡。

半路杀出的“肉霸”

在很多记者笔下，王兴强是“肉霸”中的狠角色。

在陈兴萍大展拳脚开屠宰场时，王兴强还是一家杀猪场里收猪下水的小商贩。靠着打打杀杀，王兴强开始欺行霸市，从2003年开始，北碚的生猪市场逐渐被他控制。作为北碚黑社会的头号人物，王兴强要求所有在北碚出售生猪的屠宰场主，每卖一头猪就要向他上交25元钱。

一开始，在陈兴萍看来，王兴强只是个小混混。对于王的这个无理要求，她并没有记挂在心里。“兴旺屠宰场”生意正蒸蒸日上，每天的屠宰量在100头以上，陈兴萍打算筹资扩大经营规模，扩建万头猪场和机械化屠宰场。

陈兴萍的置之不理，惹怒了王兴强。他带着一帮小弟，拿着刀具，直接冲到了陈兴萍经营的肉店里，一阵猛打乱砍，从此北碚再也没人敢来陈家买猪肉。

王兴强砍人之后，陈兴萍拨打了110报警。但是，北碚区公安分局的警察到了现场之后就走了，陈兴萍只好打电话到重庆市公安局，最后事情不了了之。到了2009年的打黑风暴，重庆北碚区公安分局原局长谢德玖、原副局长王小恒、朝阳派出所原所长林海先后被刑拘，陈兴萍才知道，原来当地警方就是王兴强的保护伞。

无利不起早。对王兴强来说，把陈兴萍们挤出去好处很明显：同样一头猪，王兴强出货的价格比陈兴萍贵50元—收生猪时强制压低价格，出售猪肉时又定高价，在供给两头都有利润可赚。

无独有偶，此次重庆涉黑案中另一个“肉霸”—王天伦，也是在2003年开始发力。

王天伦，绰号叫王三儿。1966年1月出生在合川宝华镇一户农家的王天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30岁时，王天伦创办了以经营生猪为主的永红食品有限公司。

国家为了解决放心肉的问题，要求定点屠宰，鼓励宰杀、深加工、配送一条龙。2003年，王天伦给当时的重庆市政府主管官员写了一封信，建议组建重庆市肉食品加工及配送中心，提出将投资2亿元，从德国进口世界上最先进的屠宰加工成套设备，兴建一所西南地区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肉食品加工、配送企业。

这个提议获得了重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2003年7月，重庆今普食品有限公司成立，在主城大渡口区获取了200余亩土地，兴建了一座总建筑面积为5.2万平方米的加工配送中心。该项目还是2004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龙头项目。

控制了生猪来源和批发渠道，就等于垄断了整个猪肉行业。在王兴强和王天伦的势力范围内的生猪，只能送到他们的屠宰厂，而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的小贩，只能到他们那里去批发猪肉，不按此规矩办事的人，将被打手“收拾”。

从别的屠宰场拿肉只要每斤6.8元，但是，从王天伦那里拿肉每斤贵出了7毛钱。往主城区供货的虎峰屠宰场老板魏元海，就曾多次接到自称是“今普人”的恐吓电话，警告他要想活命，就不要往市内一些农贸市场送货了，再往这里送一两肉，“打死你龟儿子”。魏元海说，五家向主城区供货的老板都战战兢兢，雇佣“保镖”送货。

“肉霸”集团控制着重庆的猪肉市场，层层分级扩散，细分市场。重庆律师周立太通过多年代理诉讼经历，对重庆市场有深入观察，他发现面有面霸，肉有肉霸，菜有菜霸，海鲜有海鲜霸，“包括大肠、小肠，一笼多少钱都有人垄断，猪肝有猪肝的垄断，腰子有腰子的垄断，简直无所不在。”

25次行政诉讼

如果只靠王兴强一人，垄断市场非并易事。和王兴强霸市的同步，重庆市北碚区工商部门，开始参与对陈兴萍猪肉的没收行动。

2003年5月，兴旺屠宰场名下的菜篮子工程专用车，在北碚被当地区工商部门扣留，理由为这是“低级别屠宰场的肉品流向高级别屠宰场所在地区”。

这个“罪名”来自2001年重庆市政府出台的104号文件（《重庆市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规划》），其中规定“实行等级标准与市场准入挂钩的制度”，也就是允许高级别屠宰场的肉品流向低级别屠宰场所在地区，禁止反向流通。

兴旺是手工屠宰场，只能被列为三级，陈兴萍对这样的文件难以接受，认为是赤裸裸的区域保护政策。她说，“国家规定只要有检疫、检验两个印章和合格证书，猪肉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他们凭什么这么做？”按照国务院的条例，只要是定点屠宰场检疫、检验合格的猪肉，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

2003年，几乎绝望的陈兴萍找到律师周立太，开始了后来的一系列25次行政诉讼的反击。和陈兴萍一样对政府提起行政诉讼的还有，北碚蔡家岗镇灯塔屠场的张安禄、江北区肉食品加工中心的杨顺木、渝北区正大畜禽有限公司的陈勇。

陈兴萍将北碚区商委和工商局推上被告席，指104号文件与《动物防疫法》相抵触。2003年3月22日，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决，确认104号文件违法，北碚区商委、工商局等部门强制阻止陈兴萍运送鲜猪肉进入北碚市场销售的行为违法。

但是这25次诉讼全胜，并没有给陈兴萍带来想像中的胜利，随后重庆市政府增发的一个文件，彻底把陈兴萍赶出了重庆猪肉市场。

从108家到８家

2003年6月，当陈兴萍高兴地向沙坪坝区提出申办二级屠宰场申请时，沙坪坝区商委的答复让陈兴萍大吃一惊：定点“指标”已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一方面当地政府指定了二级屠宰场，另一方面又以一个区只能有一家二级屠宰场为由，拒绝了陈兴萍们的申请，最后指定的那家屠宰场，就等于直接垄断了当地的猪肉市场。

当时的104号文件要求：主城9区原则上各设置1家生猪屠宰场，同时手工屠宰场属于三级标准，按规定被清理。陈兴萍25次官司的胜利，换来的是“禁止低级别屠宰场的肉品流向高级别屠宰场所在地区”一句话的删除，而一个区只设置一家屠宰场的规定依然得以保留。

随着陈兴萍行政诉讼的获胜，重庆市政府又下发了一个补充通知，其中第5条规定：主城9区手工屠宰场必须在2004年6月30日前关闭，原取得的定点屠宰手续自2004年7月1日起一律作废。

出台的48号文件，直接宣判陈兴萍的屠宰场关闭命运。

“我的屠宰场当年也是有一切合法手续的，可是说关就关，对王兴强这样的肉霸，政府也没有及时出面打击，到后来我那个屠宰场关闭，政府一分钱都没赔。”陈兴萍又一次陷入窘境，只能再一次搬迁她的屠宰场，远赴贵州。

与陈兴萍的焦头烂额和苦寻出路形成对比，王兴强的“事业”开始顺风顺水，除了生猪市场，他开始进入黄赌毒行业，涉足基础建设等行业。整个北碚的猪肉、娱乐场酒水、渣场均由他控制，据媒体报道，仅娱乐场酒水，他每天进账就高达18万元。

另一位“肉霸”王天伦的发展同样迅速。2006年今普公司成功进入重庆市各大中小学食堂，成为“放心肉供货企业”。直到王天伦因涉黑落网，今普公司占据了重庆猪肉市场41%的份额。

屠宰场数量锐减、行业集中度过高的恶果很快呈现。2004年7月，重庆的猪肉价格开始猛涨，精瘦肉每斤从7元多涨到10元，五花肉从3元多涨到了6元，就连带脂肪的猪皮也从1元多上涨到了4元。而在王兴强垄断的北碚区，肉价比重庆主城区还高出0.5元到1.5元。

离开这潭深水

当初和陈兴萍一起上诉的屠宰场场主，现在大部分已转行，陈兴萍的屠宰场则“飞地”一般地悬在贵州。

打黑风暴之后，“肉霸”王兴强被抓，除了“大快人心”之外，似乎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改变。重庆这个市场，陈兴萍是进不来了，“依照48号文件一个区一家二级场的规定，就算你达到一级水准，你也是进不来的。”

今年扫黑风暴开始之后，重庆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给陈兴萍打了几次电话，希望她能站出来，揭露猪肉市场的黑势力。陈兴萍顾虑重重，说：“我不知道这场打黑会持续多久？王兴强的保护伞清理完了没有？回头他们要收拾我们很简单，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但最后，陈兴萍还是跟重庆市公安局一位民警见了面，把个人的材料递交给他，包括自己从前因为创业获的奖——2000年团市委授予的“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荣誉，2001年1月重庆市人事局、市农业局记三等功一次，2002年全国妇联授予的“双学双比”先进女能手称号。

后来，那位民警告诉她：“局长看了材料很感慨，这么一个优秀的女青年想在重庆做点事，怎么就这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