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团时，阐述了“港人治港”的核心是爱国者治港。

    “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廖翊发自香港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复出，他为实现期待设宴欢呼；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时任香港客家商会会长的他宴开百席，庆祝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在香港政权交接现场，他振臂高喊“祖国万岁”……

    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无法用语言形容。”曾宪梓日前在家中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一国两制”

    “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前，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乐观的。最大的担心是自己的生活被改变。于是，很多人想移民海外。直到《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香港的形势明朗了，市民的信心得以恢复，香港开始稳定地进入过渡期。”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的曾宪梓对记者回忆说。

    香港1997年回归后，相继经历了导致房价、股市大幅滑坡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ＳＡＲＳ疫情的重创，但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地确立自己作为进入中国的金融通道的地位。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政策？而且承诺５０年保持不变，这是多么令人不敢想像！我曾经预言过邓小平先生的复出时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曾宪梓激动地说。

    “‘一国两制’的提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胆识和人格，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曾宪梓说。

　　香港的今天和祖国的明天

    亲身参与了祖国改革开放的曾宪梓，回忆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他与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应邀赴广东商讨建深圳特区时的情景。
“当时的深圳，一个多小的渔村呀，谁会想到它成了中国发展的龙头和标兵呢，谁会想到今天成了拥有千万人口的世界性大都会呢？窥一斑见全豹，中国内地这几十年的发展是惊人的，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直接影响到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香港今天的稳定和发展。”

    曾宪梓评说道，“正因为祖国内地不断开放和发展，政治局面的日益安定，‘大后方’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增强了香港民众对回归祖国的信心。ＣＥＰＡ的实施，‘个人游’的开放，使香港经济持续增长，香港与内地真正进入了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

    “‘一国两制’是好政策，但如果没有祖国内地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没有祖国今天的大发展，没有祖国内地强大的后盾，‘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绝不可能如此成功。这些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说这两句话：香港乱不了，香港一定好。”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香港的今天。”曾宪梓深有感触地说。

    香港人的共同情思

    然而，这位总设计师却没有等到香港回归的这一天。

    “１９９７年春节过后不久，听到了邓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十分悲痛。这也是香港市民的共同感受。我们为什么怀念他？因为他给了香港这么好的政策，给了香港人民一个美好未来。他老人家生前一个很大愿望，就是想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到自己国家这块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前，他离开了我们，未能实现这一心愿。这不只是他个人的遗憾，也是我们香港人民的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遗憾。”

    曾宪梓特别表示，无缘与邓小平见面，是他本人一生最大的憾事。“我对他的敬仰难以用语言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出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胆识和视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以他的政治作为实践着他作为中华民族之子的责任和忠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要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真正伟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就是在历史时期，面对现实，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我们怀念他。”曾宪梓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