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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永隆大酒店一名员工身亡引发“湖北石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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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一年中地方政府在应对群体性事件时的举措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反应更迅速、官员与公众对话机制逐步建立。尽管尚不完善，但足以看到螺旋式进步。这些进步，有的归功于网络推动，有的则是从基层到省部级干部们接受各种有针对性培训的成果。
“脱敏”：官方对群体性事件定性有转变
以贵州瓮安“6·28”事件为起点，过去一年中，地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在实践中取得螺旋式进步。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政府对此类事件“脱敏”，反应更加迅速，不再遮遮掩掩，大方公开信息。
以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为例。清晨7时事发，10时新华社就已发出一系列报道。当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主动邀请媒体参加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下午4时 30分，便举行第二场正式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停运事件的原因和政府应对措施。
政府“脱敏”的另一个体现是：官方对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有了转变。
以往对于此类事件，政府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公式。在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中，官方新闻发布中也出现了“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黑恶势力幕后指使策划”的语句，但很快，政府就还原事实真相，指出是因民众基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宣泄和正当满足，是民众积怨的集中爆发。
对话：及时沟通有助于事件解决
自瓮安事件后，问责官员也成为处理此类事件的一个惯例。
贵州瓮安事件中，该县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政委全被免职。
甘肃陇南事件事发第二日，甘肃省省长徐守盛亲自同拆迁户代表座谈，并要求农民代表实事求是，放开讲，同时与陇南市老干部、东江新区开发商座谈。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事发第三天，重庆电视台突然临时中断正常播出的节目，直播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的座谈会。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公共危机应对先河。分析人士指出，重庆的“电视办公”是一次“集民意、聚民智、感民心”的可贵尝试。
以重庆事件为样本，去年11月10日之后，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广州等地的出租车罢运现场，一再上演地方政府高层与司机直接对话的一幕。官员与群众的直接对话，使得出租车罢运问题在最短时间里得到解决。
王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