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华

　　壹

　　得知罗宗强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自去年开始先生越来越虚弱，我本想寒假去天津看他，但由于疫情影响，未能成行。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2010年中国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会前去罗府拜望先生，在闲谈中先生问起我近况。我坦言虽在广州多年，还不能听和讲粤语；罗先生亦笑言，出去多年，努力讲普通话，现在人老了，不知不觉又说回一口家乡话。乡音也许是惦念故乡的最好印记，如今先生仙逝，但他的话依然回响在耳畔，如同他的人格与学养，温润而深情。

　　心绪不宁，只是想着和先生交往的点滴。因傅璇琮先生的关系，我能较早向罗先生请教，受益很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傅璇琮、罗宗强先生既是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为引导学术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像唐代文学研究能有后来的领先地位，应归功于他们的示范和努力。

　　傅、罗二位先生是学术上的好友，傅璇琮先生在罗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序中提到：“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罗先生在后记中亦云：“我十分庆幸在短短的十年的学术生活中，能够结识几位像傅先生这样真诚相待、学问人品皆我师的朋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这样的朋友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傅先生也多次向罗先生介绍我。从两位先生那里，我获得过很多无私的帮助。我非常敬重罗先生，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时候，但不改学者本色，“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这同样是我向往的读书境界。

　　贰

　　其实我和罗先生在一起，就像和傅先生在一起的感觉，敬重而又随意。1990年罗先生收到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给以鼓励，并说：“也可以做唐代政治与文学，不过牵扯面太广，一时不易写好。”罗先生晚年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其实他一直在思考文士的生存状态，政治和文学的关系。

　　罗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也体现在对学术推进的期待上。2000年世纪之交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上。我当时觉得古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似乎到了一个瓶颈，学界的研究视野多局限于作品分析、作家研究，重复较多，鲜有新意，这至今仍是一个问题。我受傅璇琮先生文史交叉研究的影响比较多，于是撰文谈了对古代文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看法，倡导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后来罗先生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康保成、蒋寅先生二文，有感而发，在《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上发表了《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一文，结合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目的、态度、方法”三方面谈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罗先生在文章中既肯定了我文章中的观点，同时也十分深刻地指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提出古代文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应有文学本位的立脚点。

　　叁

　　昨日我发朋友圈，并拟挽联哀悼罗先生。联曰：

　　承教如沐春风，垂范有雕龙李杜明心史；

　　立言每彰精义，退隐约书艺丹青写夕阳。

　　罗宗强先生是揭阳市榕城区人，学术成就卓著，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李杜论略》《唐诗小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等都以学养深厚、开拓创新而被学界视为典范。傅先生说：“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挽联中只能择取其一二。

　　2009年元旦收到罗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还不时兴自己印制贺卡，罗先生却赶了个时髦，寄来的卡片上印的是自己的画。我向来喜欢学者的书法、绘画作品，欣赏其中的文人气息和韵致。罗先生的画很有意味，我一见为之倾倒，便“斗胆”去信索画。我告诉先生，未曾想您在“青灯摊书”之余，还有如此雅好，期望能够收藏先生大作，挂在客厅时时欣赏。本以为先生已八十高龄，而且还在著述不辍的阶段，不会这么快有回应，谁知3月16日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和这幅画，画中题诗：“一叶何尝又入秋，韶光有意为淹留。仿佛蝶舞风飞日，望里轻风过梢头。”老人心底透露出阳光。

　　回信中罗先生十分谦虚地称自己的画为涂鸦，并且顺带提及了自己的学画经历与师承，信中说：“弟十三岁时，曾从其时大画家陈文希、黄独峰学画，十八岁之后弃之如敝屣。至近年忽重发痴想，重执画笔，意在引起对于童年之难忘忆念，给失落寂寞之人生以一点小小慰藉，如斯而已。”

　　罗先生的老家揭阳本就是岭南绘画的重镇，黄独峰少年随邝碧波习任伯年花鸟，后入春睡画院从高剑父学艺；而陈文希则先后在上海美专及新华艺专学习，师从潘天寿。因此，罗先生的绘画兼有岭南画派和海派的因子，又不拘于形貌，自有逸气与拙趣。

　　罗先生是中国学术的代表人物，我在岭南工作已经整整二十年，为岭南有罗先生而骄傲。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