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发掘于成都商业街的船棺。 　　图据成都博物馆官博

巴人船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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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大雨后的成都青城山，山色余鲜。80高龄的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从一片青绿的山墙中走来时，手捧大件快递，脚步稳健。

　　但凡谈起四川民俗、巴蜀文化，袁庭栋是绕不开的当代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袁庭栋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介绍四川历史文化的文章；1991年，袁庭栋出版了《巴蜀文化》一书，这是第一本论述广义巴蜀文化的专著。

　　由于年事已高，袁庭栋近年鲜有接受采访。但闻封面新闻探究成渝文化同源问题，袁老先生立刻声如洪钟地回应：“这个话题很重要，我愿意和你讨论一下。”

　　从巴蜀文化学说看文化同源

　　“这要从我的个人经历说起。”袁庭栋道。

　　1940年，袁庭栋出生于四川绵竹。1957年，袁庭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历史系。这一时期，四川大学正掀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巴蜀史和巴蜀文化的讨论。先是1958年，考古学家冯汉骥等发布了有关四川船棺葬的发掘报告；1959年至1960年，四川大学学报连续刊登了徐中舒、蒙文通、缪钺等历史学家对于巴蜀文化的讨论。

　　徐中舒教授全面阐述了巴蜀文化的内涵，他指出四川在先秦时期，虽与中原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却是一个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蒙文通教授认为，巴蜀的文化并不是过去认为的兴起于西汉（文翁兴学），而是自古就很发达。

　　这是继1940年代“巴蜀文化”首次被提出以来，学界再次对先秦时期四川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此次研究将“巴蜀文化”从单纯考古学概念往更广泛的文化概念上，又推进了一步。

　　不过，这一时期对巴蜀文化的认知，依旧还是以考古遗存为主。“在我读大学的年代，多认为早期的巴文化和蜀文化是差别很大的两个文化体系。那个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课，最关键的证据就是船棺葬。”由于当时重庆地区出土的以冬笋坝为代表的船棺葬“又大又多又典型”，便认为这是巴人的墓葬习俗，是巴文化的典型遗存。

　　但在2000年，位于成都闹市区的商业街发掘出了战国早期船棺。这距离1954年在川北、川东地区发现船棺葬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这一发现震动学界：原本认为船棺葬是先秦时期巴文化的典型遗存，结果在成都平原也大量发现，由此从考古学上证明巴与蜀密不可分。

　　“成都很多人不清楚，我们成都的蒲江发现了很多船棺，双流、郫县、彭州都出了船棺，我的家乡绵竹也出土了船棺。”袁庭栋特别强调，“道理很简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盆地，用四川话说就是在一个碗里舀饭。我们都饮一条长江水，上游和下游的关系，怎么分得开？”

　　从社会发展进程看文化同源

　　“（本科）毕业以后，我很多同学就跑到重庆去工作了。”袁庭栋说，尽管当时成渝间只有一条绿皮火车线路，单程要坐一个晚上，但两个城市来往非常密切。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年级，成都人不是最多，而是重庆人最多，因为重庆的中学生比成都多。当时我们成都的大学和重庆的大学文工团是要互相观摩的，体育代表队是要互相比赛的，那个来往是相当勤。”袁庭栋回忆道，“去重庆就像走亲戚一样。”

　　不过即便是血亲，性格也大不一样。“过去有一个顺口溜，叫做‘重庆崽儿砣子（四川方言指“拳头”）硬，成都姑娘儿嘴巴狡（四川方言指“伶牙俐齿”）’，很典型，说的就是重庆和成都两地人性格不一样。”

　　至于为什么不一样，除了表面上地理气候、生活习惯以外，袁庭栋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重庆是近代四川最早对外打开门户的地区，也是西方近代文化最早大规模传入的地区。”19世纪末，重庆本地经济文化比成都更早地遭受到西方的冲击，也更早地开始了工业化和近代城市化的进程。“所以真正的老重庆人早上起床的时间比成都人平均要早半个多钟头，街上走路的速度，大概比成都人要快个百分之十到十五。这是我认真观察过的。因为工厂要求他第一必须上班，第二不能迟到，第三不能早退……这背后是制度问题。”

　　不过，就在重庆成为东西方交流通路的同时，成都也依然是长江上游的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心。在重庆市场被洋货充斥的时候，成都的土货则行销南北，药材等甚至大量出口西方。成都以及周边乡镇的集市、茶馆、客栈作为百姓们日常聚集的场所，汇集了成都平原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无奇不有，由此而形成的茶馆文化，至今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

　　因此，人们惯常觉得成都要比重庆更休闲。但这个情形，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巴蜀文化共性看文化同源

　　采访中，袁庭栋语气很重地说了三次“巴蜀文化共性大于个性”。他认为，无论行政区划怎么变化，成渝（巴蜀）在文化上是不分家的。这里面有历史的因素，也是地理所限。四川盆地地形封闭，孕育于盆地之中的巴蜀两族，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文化圈。

　　“在历史上，的确川东是以巴族为主，川西是以蜀族为主，这个巴蜀的概念，既是民族概念，也是地域概念，也是行政区的概念。”但这两族只是盆地内同一文化的两支。

　　从出土的文物上看，湖北宜都红花套、毛溪套曾出土一组新石器末期的陶器，如长柄豆、小平缽等，有学者认为这是“巴人文化”遗存，但这批器物和广汉中兴出土的类型几乎完全一样，显示出早期巴和蜀的高度关联性。

　　春秋战国时期，川东和川西出土的船棺葬已说明，盆地内文化的一致性。这一时期陶器、铜器的基本组合和纹饰特征在盆地内也都普遍存在，证明它们都属于同一文化。

　　秦汉以后数千年，多次大量的移民入川，带来的新习俗与四川本地文化结合，形成了新的带有地方特色的汉文化。

　　据蒙文通的研究，四川的文化有它的独特性，比如儒家学说最初在四川并不流行，“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酷好文学”；而且四川百姓信仰也与中原不同，而更亲近楚的道家学说；此外四川古代还有研究天文、灾异、算卜的传统。如汉武帝时，巴郡的落下闳创制《太初历》影响后世千年历法；成都建城之初筑有对应北斗七星的七星桥。

　　袁庭栋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担任历史编辑时，编辑了一套重量级著作，即“巴蜀文化研究丛书”。这套论文集囊括了上世纪40年代以来包括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任乃强、邓少琴等历史大家对四川古史的研究成果。

　　“这些论文集应该说是（巴蜀文化）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老师们都只提巴蜀文化，从来没有把巴蜀文化分家。因为自秦统一巴蜀以后，四川盆地之内长期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体的。”

　　据袁庭栋的研究，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的特点“可以说是一种以移民文化为载体的‘兼容’。”

　　比如以成都话、重庆话为代表的四川方言，就是明清时期以湖北话为基础再融入其他方言而形成的。川菜、川戏、川酒也不完全是四川本土特产，而是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后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