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献农是第一代“宝钢人”，也是一位新加坡归侨。早年，他经历了颠沛流离的曲折人生和跨国的漂泊，但回国一直是他不变的信仰。他以学报国，扎根宝钢，为祖国的钢铁事业无悔坚守、默默奉献。

　　战乱中的童年

　　李献农1939年出生在新加坡，母亲在他不记事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在一家西餐馆当厨师，父子俩相依为命。

　　1942年2月1日，日军在新加坡岛西北部用充气皮艇渡过柔佛海峡，并在莎琳汶、克兰芝、林厝港和裕廊的海滩登陆，从而占领新加坡。日本统治新加坡时期，日军尤其是宪兵队对当地的华人做出了诸多暴行。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1942年2月18日至25日，日本侵略军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日军抓走了几万人，其中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集体枪杀，剩下的人则被送到泰国建造铁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献农父亲工作的餐饮店的中国老板逃到了英国，父子俩不得不过上到处逃难的生活。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李献农始终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之后，父亲接连换了好几个工作，生活仍然得不到些许的改善。为求生计，李献农也只能跟着父亲颠沛流离。

　　少年时的李献农

　　青年时期的李献农

　　回到家乡海南岛

　　1950年5月1日，随着北黎、八所解放，海南岛全境解放。听说祖国解放了，父亲下决心要把李献农带回国内。1951年2月，二人终于回到老家海南岛琼东县。

　　回国时，正值海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海南区的土改从此拉开序幕。海南各界群众集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并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海南分会。

　　那时李献农10多岁了，也经常参加一些集会、庆祝、欢迎活动等，感受到祖国的亲切和温暖，他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父亲还要回新加坡打工，便把他安顿在亲戚家中。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李献农顺利落好了户口，落实了上学的有关事宜。父亲走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放牛、割草，有时候跟着大人去打猎。李献农回忆说：“那时候，虽然生活不是很富裕，但是日子过得安稳、开心。”

　　李献农回国后从五年级开始读，但由于以前在国外断断续续读的书，基础比较差，第一年考初中没考上。老师鼓励他第二年继续考，还耐心地给他补课，在老师的关心帮助下，李献农一直顺利读到高中毕业。

　　1960年夏天，在海口中学高中毕业后，要不要考大学，李献农犹豫不决，那时候主要是经济不宽裕，父亲又在1957年病故，如果考上大学，学费、路费怎么办？幸好，班主任告诉他，国家对归国华侨有照顾政策。于是，李献农满怀信心走进了考场。在接到武汉钢铁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从心底里感谢政府和学校老师。到了大学，李献农获得了全额助学金，学杂费也全部免除，生活上也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见证宝钢成长发展

　　李献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冶金局属下的上海第三钢铁厂。1978年3月9日，国家计委、建委、经委、上海市、冶金部等五个单位联名向中央报送了《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在上海建设年产60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3月11日，国务院批示同意。同年12月23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之日，宝钢正式动工兴建。1978年8月初，李献农从上钢三厂被调到宝钢筹备组，从此见证了宝钢的建设发展之路。

　　李献农说，当时，筹备组暂设在人民广场市政府内，他经常在人民广场和宝山月浦之间来回跑，参与勘察调研，看水源、看交通，调查基本情况。主要负责给排水处理有关设备的供配电和其运行操作控制方面的电气设备的事情。一段时间后，李献农又被调到谈判组，参与跟日本方面的谈判。

　　李献农担任的是电气设备方面的主谈，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然十分振奋：“别的组谈判都遇到一些矛盾，我们这个组还比较顺利，我所要求看的材料，日本方面能够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承诺提供的相应设备是日本国内的先进设备。因为他们一看中方的主谈很认真，也很讲究谈判技巧，做事情又特别仔细，不好糊弄过关。”

　　李献农高兴地向采访者介绍儿孙

　　在宝钢，李献农长期做给排水设备方面的电气工作，从技术员做起，后来晋升为工程师，再到高级工程师，一直干到退休。他还负责排水单元青年职工的上岗培训，并带领30多人的队伍去武钢参观实习。工作期间，他也多次获得由宝钢总厂厂长亲自签名的荣誉证书，上面写着两句话：“历史记载着您的无私奉献，宝钢期望着您继续奋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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