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新文化运动105周年，“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日前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启幕，展出亚东图书馆和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

　　据了解，此次展览不仅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还包括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等手稿原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时代意义非常关注。

　　尘封的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在20世纪上半叶与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鲁迅先生曾在《华盖集续编》中说：“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现而今就坐落于北大红楼。亚东图书馆也与其有着深厚的渊源。鲁迅先生所提到的汪原放，就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曾通过亚东图书馆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并通过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亚东图书馆由汪孟邹于1913年在上海创办，其前身为芜湖科学图书社。汪孟邹是安徽绩溪人，祖居绩溪县城白石鼓，与胞兄汪希颜早年均为秀才。

　　1903年，汪孟邹联合胡子承、周栋臣集资1200银元，在芜湖开设一家新书店，名叫科学图书社。科学图书社小客厅挂着陈独秀书写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次年春，陈独秀把《安徽俗话报》由安庆迁去芜湖，科学图书社立刻成为该报的发行所。

　　1913年春，汪孟邹前往上海，并在惠福里开办“亚东图书馆”，又名芜湖科学图书社申庄。最初的员工仅仅3人，包括汪孟邹、许潜如和汪原放。当时，以“图书馆”作为出版社称谓的情况并不少见，知名的有中华图书馆、交通图书馆、新民图书馆、梁溪图书馆等。当时的上海，作为经济文化生活中心，云集了众多的作家、文人和读者。这一优势，决定了上海的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业中的龙头位置。

　　1917年以后，陈独秀推荐亚东图书馆经理北京大学出版部的书籍。由此一来，亚东图书馆的经营进入黄金时代。北京大学思想自由，执全国学界之牛耳，为世人景仰。一时。亚东图书馆在上海独家经销高质量、高水平的相关图书，可谓一石二鸟，名利双收。1919年，亚东图书馆纯利润8000余元，1920年增至30000余元，在出版界显露头角，从此拉开了红红火火的出版序幕。

　　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上，亚东图书馆曾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革命时期（1922年-1927年），这里曾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的印刷和发行地，以及中共中央出版局的办公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后，亚东图书馆曾出版过一大批精品图书，创造过诸多“第一”，带来了中国出版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研究的转型与进步。一段时期内，“亚东本”就意味着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编辑出版态度。亚东图书馆首创古典小说标点本，使小说文本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学术价值。

　　迄今公开最全本《胡适留学日记》

　　作为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胡适留学日记》记录了其在留美期间的社会见闻、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是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一代青年的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

　　据了解，《胡适留学日记》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出版社、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此次“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皆为胡适亲笔手稿，共18册，50余万字，且在日记手稿中随文粘贴了450多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

　　相较现有各版本，首次集结展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有效填补了现存日记中两年空白，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胡适文献发现”。是《胡适留学日记》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有力补充了此前学术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案。

　　据了解，现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商务印书馆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所有的《胡适留学日记》各版本中，均未涉及《北京杂记》和《归娶记》。从时间来看，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直接跳到1919年7月10日，这其中空白的两年，正是胡适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极为重要的两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

　　其中，《北京杂记》是胡适归国后处于重要思想交汇期的读书札记，记录了其从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期间的思考历程，包括对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对胡适后期思想的成型有重要作用。

　　另外，《北京杂记》明确了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时间———1917年9月11日，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钱玄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和急先锋，最早给先驱者以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北京杂记》中还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归娶记》中有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对胡适诗歌创作研究形成有效增补。

　　更为有趣的是，其中《归娶记》一篇，明确了胡适的婚期，解决了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

　　文中记载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揭示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颇为详尽。

　　胡适曾记录道：“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他在给主婚人之一的江子儁写信时，也称“此次所用婚礼，乃系新式。第一须要新妇能落落大方，不作寻常新娘子态。望丈以此意叮嘱令侄女……此种事譬如做戏。新郎新妇都是正角色。若正角色不能撑场面，戏便做不成了”。

　　《归娶记》还附有胡适自己总结的所废旧礼7条和遵从旧礼一条，以及长达2000余字的回忆与反思。

　　此外，在《归娶记》中还可见胡式新婚礼的主要环节是男女双方签署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结婚证书，并授受婚约指环、行相见礼，在与来宾互相鞠躬致意之后，即安排了演说仪节。演说又分两大环节：先是由来宾许怡荪、曹子才、柯泽舟、胡衡卿诸人演说；然后是“正角色”亲自上阵的“新郎演说”。演说之后，礼成奏乐。

　　与此同时，胡适日记中贴有的许多剪报和照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新线索。胡适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当时感兴趣的报道都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中，在一旁记下报道的来历和自己的感想。胡适留美期间思想的形成，从这些剪报和相关评论中可以找到清晰的脉络。此外，胡适还在日记本中留下了相当多的照片，其中大部分均首次面世，是他在美国交友和游历的影像资料。

　　《跋〈红楼梦〉考证》：开启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

　　除胡适日记以外，《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是胡适在20世纪红学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原稿，可以在手迹中管窥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轨迹，对新旧红学的研究起到助力作用。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直至民国后，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最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

　　当时，两位学者曾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蔡、胡之争并无结果，两人各执己见。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开启学界新纪元

　　此次“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自亚东图书馆当年出版之后，百年间从未露面。

　　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据了解，陈独秀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论战”中，使得这场轰动20世纪文化思想界的“世纪大论战”暂告一段落。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25万字”。

　　“科玄论战”表面上是中西文明异同优劣之争，深层剖析是关于哲学的物质与精神关系之争。在论战暂告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三派的观点还是不断再起。“科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对中国哲学与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对科学与人生观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客观且详尽的解释，最终使论战暂告结束。他写于1923年12月20日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表达了他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批评了玄学派张君劢“九项人生观”等“怪论”，也批评了科学派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他指出，“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才是‘唯物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