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诸葛亮开发西南的历史作用和影响，是一个很好的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本文拟从一个侧面略抒拙觅，就教方家学者，为此，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以来，各民族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推动了并继续推动着社会和历史的前进，他们是中华大地的主人。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异，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和水平的不同，风俗习惯、语言、信仰、民族心理、民族感情以及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地域等的不同，各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民族问题”产生的客观条件。
历史上，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曾面临过这个十分敏感的民族问题，并力图处理好。各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民族思想和政策，概括起来两个字：“和”(民族和睦团结，共同发展)与“讨”(民族压迫、讨伐、镇压、争战)，或兼而有之，各有侧重。对于少数民族，不能只“拿”(赋税、徭役和贡献等)不“给”(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拿多给少，而应拿的适度，给的实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有的成功了或基本成功了，各民族就团结和睦，友好相处；有的失败了或基本失败了，民族矛盾就加据，激化，甚至兵戎相见。
包括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南中地区，自古以来被称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夷、叟、濮、僚、羌、昆等多种民族。自秦开辟五尺道入南以后，秦始皇在南中置吏，是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汉武帝时，在那里设置了越隽、益州、朱提等郡，即南中四郡。司马相如，司马迁先后奉使去南中，加强了对南中的控制与治理，又移民实边，修筑道路，带去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南中逐渐开发起来，各族人民都得到好处。东汉初期，南中一些部落首领纷纷要求内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另方面，封建王朝又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如东汉后期视少数民族为化外之民，用所谓“刑以威四海”的镇压手段，“殄尽遗类，以除后患”。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而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拼命搜刮，“侵犯蛮夷”的贪官污吏，“赋钦烦数”，“皆富及累世”，有的竟“富及十世”(均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这样便毒化了民族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和矛盾，对立，对抗以至争战。
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对诸葛亮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深刻的。他反复思考比较，记取前代尤其是东汉的教训，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和好思想，提出了体现其思想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政策?并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人选。
刘备定蜀后，诸葛亮雷厉风行的实施和贯彻了和抚的民族政策。首先，利用马超同西北戎羌氐的良好关系，马超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戌羌氐的信赖，任命超为乎西将军，凉州牧，超果不负所望，很好的执行了和抚政策，得到诸戎的拥戴，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收复武都，阴平二郡时，又对那里的氐羌等少数民族做了一番安抚工作，改善了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基本达到“西和诸戎”的目的．与此同时，以更大精力注意“南抚夷越—的问题。
南中，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少数民族族种既多，同汉人的联系又广泛，犬牙相交，声息相通，物产相资，有悠久的传统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蜀汉的后方。它的稳定，不但关系到诸葛亮的北伐大业，也对蜀汉政权的巩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诸葛亮坚定的实施其民族和好政策——和抚政策的同时。在总摄南中的“涞降都督”人选上．予以充分注意，先后任命“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华阳国志·南中志》)的邓方和胆识过人，清廉刚正的李恢为都督。他们按和抚政策办事，实行廉洁政治，调和了南中民族矛盾，玫善了相互关系，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然而，一些蓄意制造分裂、妄图称王自雄的野心家，豪强地主与奴隶主贵族，趁陵战败，刘备新亡，蜀汉元气大伤之际，明目张胆的拉起大旗，“举郡称王以叛”（同上引），制造谣言，迷惑和煽动群众，裹胁下少人参力皈叛；除永昌郡外，南中回郡并皆叛乱。一时间狼烟滚滚，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对此，诸葛亮没有立即征讨，采取抚而不战的策略，让都扩李严书六纸，写信给反叛头子雍阍，晓以大义争取韧平解决。岂知雍阁仅答—纸，傲慢地说：“愚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之，远人惶惑，不知所为”(《华阳国志·南中志》)。割据称王之心暴露无遗。如果所其反叛势力继续猖獗下去，不仅和抚政策无法执行，更谈不上北伐曹魏，统一天下了，诸葛亮决定亲征，他的思想很明确：按马谡的“攻心为上”的策略，不单纯靠军事征讨，而靠智力和政策取胜，“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唐·裴度《蜀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对孟获的“七擒七纵”，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和抚思想，《三国演义》有精采的描写，传为家喻户晓的千秋佳话。致使这位夷汉咸服的蛮王孟获感激零涕，垂泪言曰：“七擒七纵，自古未尝有也!”遂同兄弟妻子宗族党人等，皆匍匐跪于帐下，肉袒谢罪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平南以后，诸葛亮从改善民族关系，增进相互了解，消除民族隔阂，方便夷汉交往，实施和贯彻和抚政策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推行民族自治，“即其渠帅而用之”。尽量任用南中各方面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只要拥护蜀汉朝廷，就用他们为各级地方官，县级县以下基本上全由他们担任，让南中各兄弟民族自己治理自己。形成了“纲纪粗定，真汉粗安?（《三国志·诸葛亮传》）的稳定局面。
二、削弱大姓，夷帅的势力，消除他们赖以坐大，分裂割据甚至称王自雄的基础。①调整郡县。把反叛虽久、为害最烈的孟获的根据地益州郡改名建宁郡．分出建宁郡、永昌郡各一部分设置了云南郡；又分出建宁、郡各一部分设置了兴古郡；加上朱提郡，南中由蜀汉初年的四郡五十五县，增至七郡六十八县。大姓、夷帅的势力地盘被分割缩小了；(见谭良啸主编《访古话孔明》），有利朝廷的控制。②“徙其豪帅于成都”(《三国志·李恢传》)，使之远离南中，无法干预南中地方事务。（3）“牧其俊杰建宁习，朱提孟琰及孟获为官，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南中志》)。增强了民族团结和相互信任，体现了诸葛亮夷汉一家的和好民族思想。④“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同上引)的同时，推行了纳入地方军建制的大姓部曲家兵和夷汉部曲制，平时生产，战时当兵。既削弱了大姓豪强的势力，还起到不留兵而有兵可用的作用，有利于民族融和。
三、对南中地方高级官吏的人选，诸葛亮特别重视注意。如前所述，在总摄南中的降都督的人选上，先后任命能员邓方和李恢为都督，李恢卒后，以蜀汉后期名将，诸葛亮北伐屡立战功的张翼为都督。翼为人刚直，持法严峻，原则性强，缺乏灵活性，未能顺其“殊俗”，夷帅刘胄趁机反叛，朝廷立即以马忠代之。马忠任职十七年，忠实地执行了和抚政策，因地制宜，颐其“殊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受到南中各族人民的爱戴；“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华阳国志·南中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