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强调，要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在指导思想上形成共识，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合力。”

　　“共和国一代”登上历史舞台

　　2004年12月初,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易人为序幕,新一轮省部级干部调整启动。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三个月后的这波人事变动，涉及八个省(区)、两个国家总局、一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其中14人履新，四人退休。

　　省部级官员的变动一般是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个调整周期。而这次的人事更迭发生在党的十六大与十七大之间。

　　其中，也有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如徐光春卸任广电总局局长，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调任广电总局局长。

　　2005年7月，又一次动作颇大的高层人事任免公布，六位省部级官员职位变动，涉及司法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家中央部委，以及山西、湖南两省。

　　外界注意到，这次调整涉及的省部级高官大多数没有完成原有职位的任期。

　　中国高层干部变动的另一个信号是，经济、社会管理型官员在决策层中增加。统计显示，2003年“两会”以后，中国的省部级领导中，文科学历的已占多数。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官员学历背景变化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共和国一代”成为执政的生力军。

　　李克强、张宝顺、袁纯清、宋秀岩、李源潮等都是“共和国一代”，几乎都刚过40岁即获副省部级高位。

　　目前，在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中，“共和国一代”已遍布三分之一的省份。

　　学者分析，“共和国一代”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的77、78级大学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国家人才短缺，他们在80年代初甫一毕业就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他们大多数人也曾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普遍具备求真务实作风，切实关心人民疾苦，并在思想和行动上高度与中央保持一致。

　　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

　　人们注意到，在“十一五”规划编制的过程中，除有相关机关、组织参与外，还出现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身影。这在广义上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不少地方、部门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包括互联网，发布有关国家、地方或部门编制规划动向，征求群众对规划的意见。截至今年8月下旬，网上有关“十一五”规划的信息，已经接近100万条。这开创了中国规划史上的先河。

　　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把公众参与视作人民应有权利。他说：辽宁在制订规划中，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进一步畅通社会公众参与规划编制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保障社会公众了解和参与规划编制的权利。

　　人们十分关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关注着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

　　胡锦涛最近强调，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就“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发表专论。文章称,中国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不能仅仅讨论一些抽象的原则,而是要研究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形成这样的利益协调机制,从根本上说,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法治。”

　　9月初，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载文称：没有民主性就没有先进性。

　　文章说，按西方政治学的见解，抗战时期的延安和敌后革命根据地根本就不具备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选民大多是文盲半文盲，经济文化条件极其落后。但陕甘宁边区1937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占到总数的80%。

　　过去的三年里，民主实验实际上在渐然推进，有的产生了社会反响，比如，本刊报道过的湖南罗田党内民主实验、成都新都区的“阳光政府”实验、四川雅安的直选实验。

　　广东、江苏、海南等省对于地市级正职领导干部实行票决制，由过去通行的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变为了省委委员全体投票表决，现场生效；河南省决定凡涉及重大决策的党委常委扩大会，要邀请若干名党代表列席；浙江杭州市纪委尝试公开审理党员违纪，进一步保证党员的参与权、知情权以及申辩权。

　　最近，有报刊引用1956年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还说，他只喜欢进步的中国，而进步的中国的涵义当然包括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