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坐在人民大会堂听温家宝总理宣读《政府工作报告》，这段话让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感到精神为之一振。

    “这是一个很新的提法，在以往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顾海良说，“我的理解是，现在应该是提出校长职业化的时候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呼唤杰出的教育家？

    顾海良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急剧变化有关。学校在社会活动中，渐渐摆脱行政附属的地位，相对独立性在日益增强，社会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学校是否成功、是否出色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其人才的培养是不是符合社会的需求，得到社会的赞誉。同时高等教育正在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心，它承担着以先进的文化引领社会前进的重任。而这一切，都与学校领导者的办学理念直接相关。环顾古今中外，一个杰出的教育家，首先是教育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个教育实践家，能够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付诸实践，并有创造性的成果。

    在高校工作多年的顾海良，对中国教育的现状非常了解，“中国学校的校长一直没有被看成专门的职业，虽然大学校长一般都是由专家、院士转型而来，由于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他们在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基本是空白，常常习惯性地以一种学术的思维、实验室的思维来管理学校。”

    不仅如此，“官本位”的文化和意识也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杰出教育家的出现和成长。有些人虽然当上了大学校长，却是一副苦行僧的样子，一退休就感觉“浑身轻松”，对教育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冲动，自然也没有感受到创造的快乐。还有一些大学校长随着行政职务的升迁，其学术职称越来越高，其原因是以行政权力谋求学术权力，将行政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源。

    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化转变的时期，教育的世俗化、市场化倾向，使得一些教育管理者、教师缺乏教育学的基本修养，缺乏对现代教育的正确理解，不能自觉地把教育当成一个职业来对待。

    顾海良强调说，时代已经发展到了现代教育的阶段，应该承认教育管理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纵观世界，各个大学校长的起点都相当高，他们多数是非常职业化的。校董会对大学管理者的选拔和考察，对其管理经验的重视甚于专业知识。一些大学校长，他的背景可能是一个银行家，或者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某个专业学者。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先生就认为，大学校长是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业，在12年的任职期间，他只写过一本书，名为《大学工作》。

    要成为杰出的教育家，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肯定不行。顾海良说，我常常号召学校的领导，每月读一本反映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书行不行？一个月的时间不够，一个学期行不行？不了解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就没有前进的参照系。美国的高校就没有统一的模式，要善于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国情、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不能囫囵吞枣、食洋不化。

    在现有的体制和环境下，中国能否出现杰出的教育家，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顾海良则不然，“我不赞成把教育估计得过于悲观。利用现在的平台、机制，我们在人才培养、提高学校声誉、转变办学思路等方面实际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不能永远期望等待环境改变后再来做事情，消极的心态永远进步不了，应该通过自己主观的努力，创造良好的环境。社会舆论对教育改革家也应该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应该允许探索，允许失败，整个社会，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提供一个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环境。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谢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