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来，以上的“甜蜜苦恼”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只不过春节期间表现得更为集中罢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甜蜜苦恼”，我觉得主要缘于两点：

    首先，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在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人们的精神生活却陷入相对贫乏与病态。春联内容缺乏新意，人们不再自己写春联，而是到市场上去买现成的“印刷春联”，盖因更多的人不再愿意动脑创作，少有练毛笔字的雅兴；短信拜年虽成新时尚，但是文化含量不高、抄转克隆过多现象，也让人们对此缺少了应有的热情；应酬太多，除了必要的亲情表达还算一种幸福，那些为结婚随礼而头痛的人，幸福感则大大缩水；更有许多“放长线”公关的人，在千方百计抓住“拜年”这个由头，导致送礼与收礼双方都在为怎么送与怎么收调动自己的智慧……

    其次，彰显人性化的社会发展，使人们的闲暇时间虽然多了，却没有找到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过去，过年时家人齐聚，吃点好的，穿上新衣，全家人在一起包饺子，都能感受到一股暖暖的春意，但现在不少人没拿这些当回事。正月里，亲友、邻居之间串门拜年，迎来送往的笑声中，总能给人带来许多新鲜与亲切。但是现在，人们的隐私多了，喜欢关起门来成一统，不愿被别人过多打扰。鞭炮越来越响，而不管别人的耳朵是否能够承受；麻将一打一夜，而不顾“忘情娱乐”的后果，多了放纵与愚昧，少了理性与科学。

    其实，那些最基本的春节文化传统仍在延续，比如团聚、年夜饭、放鞭炮等，依然被人们看重。同时，来自年轻人挑战传统的创新，也越来越多地丰富着日益贫乏的过年方式。但这种创新，还在以个别、另类的方式来进行，远没形成被多数人认同的社会主流。

    有人总用“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强调物质条件对精神文化的促进作用。而从春节的“甜蜜苦恼”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有其自身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很多时候与物质条件关联并不大。如何让我们的“春节文化”成为一种影响世界的软实力，取决于我们的国民是否具备文化创造力与文明内驱力，早日从春节的“甜蜜苦恼”中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