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比起乡镇干部吴仪更易接近

“她就像以前我听说的那样，最喜欢倾听基层的声音。”“防艾斗士”高耀洁回忆2003年被吴仪接见的一段往事。

临别时，吴仪拉着我的手说：“我比你小十岁，以后我们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来找我。”

———高耀洁

2003年12月18日，我正在郑州的家中忙着整理近年来我收到的一万多封来信，汇集成书（后来以《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为题出版）。那天我在写“修补处女膜=缝男人的眼皮”这一节。

下午6时，我突然接到一个不认识的电话：“我是王菊梅副省长的秘书，省政府马上来车，去你家接你，有领导想见你。”几分钟后，车就停到我家楼下。我不认识来人，觉得有些不踏实。仔细看一下车牌号码，倒确实是省政府的汽车。坐车到了黄河迎宾馆，吃了饭后，王菊梅告诉我：“吴仪想和您谈话。”

笑声驱散紧张气氛

大约过了十分钟，有人领着我往后面房间走。当时在场的领导，也都随着一起走，我以为是大家一起进去。到了门口，不知是谁一招手，大家全都停了下来，最后只让我一个人进去了。

走进房内，除了吴仪外，她身后还有两位40岁左右的男士，我心里有些紧张。

吴仪第一句话是：“你认识我吧？”

我说：“认识，在电视上看见过你。”

吴仪一听就笑了，她问：“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从下午5点钟就打电话，一直都没人接。”

我说：“我一直在家写文章啊，‘修补处女膜’，我的电话铃一直没响过。”

吴仪看来是不大听得懂我的方言口音，问：“啊，你说什么？”

我说：“我写的文章是说修补处女膜，就是缝男人的眼皮。”

她哈哈大笑起来，说你怎么想起这样说法？我说缝女人处女膜是作假，那不是缝住男人的眼皮看不见了嘛。在座的两位男士也笑了起来，气氛顿时显得轻松多了！我感到吴仪很随和，一点没有官架子，比一些乡镇女干部还要容易接近。她就像以前我听说的那样，最喜欢倾听基层的声音。

“来不及去拿信了”

吴仪对我说：“今天这里没有本地人，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我看了看她身后的两位男士，吴仪察觉到了我的疑虑，告诉我那两位是她从北京带来的秘书。

我告诉吴仪：“我不是看传染病的医生，我只是出于对病人的同情心，从一个偶然的机会，涉足艾滋病领域，现在弄得心力交瘁。艾滋病疫区的病人真惨，艾滋孤儿们更惨。”

吴仪说：“中央电视台介绍你的那期节目，我一连看了两遍。你的工作是对的，中央领导对这个问题很重视的，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我向吴仪介绍了这些父母因感染艾滋病而去世的孤儿的情况，我建议将艾滋孤儿分散抚养，让他们进入正常家庭，接触正常的伙伴、同学，有助于消除心理阴影。我说：“艾滋孤儿与其他孤儿不同，他们有的心灵扭曲，有的小孩子手臂上刺了‘忍’、‘仇’、‘杀’等字，说是要杀人。他们对社会充满仇恨，如果教育不好，将来他们会扰乱社会。”

吴仪听了连连点头：“对，对，对！”她停了一下又问：“你认识某教授吗？她说，中国艾滋病主要是静脉吸毒传播，占了60%到70%.”

我说：“那是他们在骗你！中国哪有那么多人静脉吸毒呢？你今天到文楼村，那里有几百名艾滋病病人，你可以调查一下有几个是静脉吸毒传染的？”

吴仪说：“某教授说的可能是边疆地区，那里主要是静脉吸毒传播。”

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三年收到了将近一万封群众来信，可以证实边疆地区多数也是卖血和输血传染的艾滋病。我不否认静脉吸毒和性是传播艾滋病的途径，但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

我接着说让吴仪等一下，我回家去拿信给她看。吴仪笑着说：“来不及去拿信了。”我说：“这样吧，明天我拿钱雇车，咱俩出去看看，咱不上文楼，咱上更多的疫区去看。”吴仪笑了笑，说：“我没有安排这个时间，不好办。”

“有什么事你直接找我”

停了一下，吴仪问道：“听说你不主张对艾滋病人进行治疗？”

我说：“我不是不主张对他们进行治疗，而是现在假医、假药太多了！他们都冲着艾滋病人来了，都号称自己的药能包治艾滋病。他们不是治病，而是骗钱。”

吴仪笑着说：“这项工作在中央是我分管的。你说吧，应该怎么打？”

我说：“这些游医、骗子，都是靠行贿买通某些官员，进驻正规医院，在保护伞底下行骗，太可恨了！”我向她陈述了我的三点意见。吴副总理听我说打假意见时非常认真，还不时插话追问具体办法，这使我特别高兴。

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晚上10时20分，临别时，吴仪拉着我的手说：“我比你小十岁，以后我们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来找我。”那么冷的天，她没穿大衣，穿了个蓝毛衣，一直跟我招手。等我开门上车，我还看见她在那里站着。

吴仪是个很聪明的人，她能力很强。我感觉她一直在了解真实情况。那两天她还是去了上蔡文楼村。她是第一个去艾滋病村了解情况的中央领导。现在她退休了，我希望她能把历史留下来，把她见到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