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称中国式过马路折射国人缺乏规则意识

2013年01月17日 08:08作者:来源:东方网

或许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式过马路”,但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如此高的自由度还是让他们“眼界大开”。”  这样的文化传播并不值得骄傲,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国人缺乏规则意识、爱走捷径的心态,更加值得担忧。

  闯红灯折射国人捷径心态

  潜规则滋生损害公共秩序

  曾几何时,闯红灯有了更为文雅的说法,叫“中国式过马路”,还一跃成为网络热词。破坏规则的行为冠以“中国”二字,难免叫国人心里不是滋味。但事实恰是如此无情――

  据媒体报道,在河北石家庄市的一个十字路口,“1小时600人闯红灯”,信号灯基本形同虚设;本报14日刊登的社会公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51.98%)的被调查者“有时”甚至“经常”闯红灯。

  或许国人已经习惯了“中国式过马路”,但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如此高的自由度还是让他们“眼界大开”。

  “刚来中国时,看到频繁的闯红灯行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回想初来乍到时的观感,曾在中国留学的日本人松本浩治还是一脸惊诧,“在日本也有闯红灯的现象,但没有像中国这么‘壮观’。”如今已在中国工作的他,也习惯了“中国式过马路”,“别人过你不过,还挺傻的。”

  这样的文化传播并不值得骄傲,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国人缺乏规则意识、爱走捷径的心态,更加值得担忧。

  车辆在马路上随意加塞、并线、超车,就希望自己“超车一头”;经营企业不想着怎么研发产品、提升技术,却一味“拿来主义”,抄袭创意、克隆成果,各类“中国特色”的山寨产品让人哭笑不得;考试升学不依靠日积月累、勤学苦读,净琢磨投机取巧,花钱买答案、办假证、伪造成绩单,以至于一些国外大学将中国留学生列入“黑名单”……

  如果说超车加塞、山寨成风还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捷径,那么暗度陈仓的潜规则则让捷径心态从地面钻入“地下”,藏形匿迹却贻害无穷。演员想得到一个角色不容易,除了样貌、演技之外,或许还要满足业务之外的要求;企业投标不靠实力靠关系,通过“公关”政府迂回作战,把公平竞争拆解为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官员执政务虚不务实,谋求升迁却寄希望于走后门、抄捷径,跑官要官,罔顾正常的选拔任用制度;而食品领域的潜规则,不管是三聚氰胺还是速生鸡,都在“民以食为天”的训条下“逆天”而为……

  有观点认为,走捷径或许提升了个人效率,但让整个社会的齿轮处处卡壳、磕磕绊绊;无视规则的风气,却让各种潜规则落地生长,让公共秩序成为摆设,更让身处其中的个体茫然无措、利益受损。

  

  追求更低成本是人的本性

  规则认同度低成捷径温床

  国人为何爱走捷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认为,走捷径是人的本性使然,本小利大,何乐不为?“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总是追求更简单、便捷的处事方式,以降低生活与生产的成本。”

  本性无可厚非,但一旦张扬过度,将会引致严重的后果。“捷径心态与当下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赵德余认为,市场经济下的人们越来越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观念成为捷径心态的“幕后推手”。

  而从众心理的存在,也为其提供了思想的温床。“在从众心理的作用下,人们很容易相互模仿。此时,规章制度的不健全、法不责众的传统思想又为捷径心态提供了保护伞,使人们绕开规则的逐利行为受惩罚的风险降低。”赵德余说。

  捷径心态的中国标签,还可以从历史传统中去找答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遵循更多的是软性的伦理,而非刚性的规则。再加之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农耕社会,农民往往自给自足、“散状”居住,没有经过大工业社会的严格训练,缺少纪律性和规范认同。“这种性格特点在当今的中国人身上仍有体现。”

  社会转型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地带以及新生领域,也为走捷径提供了便利。“现代社会的许多领域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虽然有规章,但是真正建立规则、令民众认同却耗时耗力,属于转型时期的阵痛表现。”有专家如是说。这一看法,得到了周运清的认同,爱走捷径是具有全球普遍性的行为心理,并非中国所独有,只不过我们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凸显了这一问题。

  不管是本性之因,还是传统之由,或者是“时代病”,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看来,都不足以完全解释走捷径的生成机理,“这种心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某些领域权大于法。”如果规则的制定者都不照章行事,自然就会“上行下效”,民众规则意识的欠缺只是连锁反应。

  

  引导民众明晰价值观

  拓宽渠道强化监督力

  “走捷径、用潜规则行事,必然导致社会沟通效率低下。”郭于华认为,捷径心态的蔓延,堵塞了满足需求的正常渠道。人们的是非观开始颠倒,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规则因此失灵,容易让社会秩序陷入混乱。

  除了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不利影响,陈步雷更担忧民族的创造力因“山寨”等走捷径的行为受到抑制,“看似个人得到了方便,影响的却是全社会的效率与长远发展。”

  把民众从非正常捷径拉回到正常的规则体系内,已迫在眉睫,该从何入手?

  个人价值观的重建将是整个求解之旅的第一步。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认为,加强对公民的道德教育与规则意识培养很有必要。

  “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成本高、见效慢,事实上,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去建立相应的教育机制乃至体制,从一点一滴的实事做起。”周运清说,“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信心。”

  在进行观念引导的软手段之余,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法律约束等硬改造。“走捷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成本低甚至没有成本,如果将成本增加到超过回报的高度,就能有效遏制这个趋势。”有专家坦言,新加坡的城市文明高度在一定意义上是“管出来”的,政府通过重罚违规行为,有效挤压了走捷径、潜规则的生长空间。

  有专家认为,光是制定法律、规则还不够,还要考虑到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与可操作性,更要强调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比较而言,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权力的过度集中便会导致“寻租”行为,同时开辟出无数有形或者无形的捷径。在中国的社会构架中,公权力部门因为手握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的大权,成为许多捷径的“枢纽”。有专家建议,现阶段应当继续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阳光政府,让公职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处于公众和媒体的视线之内,如此,就能斩断捷径网络之中的“交通要道”。

  但一个现实的难题是,捷径随处可在,有的可见,有的却很隐蔽。为了对这些行为形成“鹰眼”监督,赵德余建议加强网络信息的渠道建设,降低监控成本和对不合法行为的举报成本,通过信息的逐步公开与对称,加强整个社会的监督力量。

  “让整个社会都参与监督,监督者在监督过程中可以形成自律意识,被监督者敬畏监督者手中的监督权,也不敢任意行事。”赵德余说。

责任编辑: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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