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象的。”王耀成说，“１９７６年，中国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都咬紧牙关，硬是没要国际上的一分钱援助。这次不过是造一所大学罢了，怎么能开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钱？”
“海外资本家”出钱办学
办还是不办？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５５０万人口，有４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５００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发出此番感慨。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夙愿。
“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这位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是动员旅港宁波籍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活跃人物之一。“宁波当时经济上很滞后，港口十分破落。包玉刚想建一个煤矿码头。听说上海正在筹建宝钢，他又积极活动，争取把钢铁厂造到宁波来。但是，因为国家冶金部没有这项计划，所以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
宁波是一座文化名城，读书与经商一样，是宁波民间多少年来的传统，宁波是一个出才子、出优秀学生的地方。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愿望，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
１９８４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到宁波这样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说，“１９７６年，中国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几十万人伤亡、一座城市被摧毁，都咬紧牙关，硬是没要国际上的一分钱援助。这次不过是造一所大学罢了，怎么能开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钱？”
怎么办？最后是邓小平帮助宁波人打破了思想的桎梏。１９８４年８月，邓小平在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包玉刚以父名捐建饭店
邓小平亲手接过支票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１年７月６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
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１０００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８０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１０００万美元，在１９８１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这件事，最后还是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到此事迟迟办不下来，便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
拍板以后，邓小平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他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邓小平以这样的一种姿态，来打破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长久以来的隔膜，是为了告诉所有宁波帮人士乃至全体爱国华侨：开放的祖国欢迎你们！”王耀成说。
邓小平题写宁大校名
“宁波帮”纷纷捐资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９日，由包玉刚总捐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占地１２８３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
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大力支援下，仅仅一年后，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包玉刚不仅自己倾心建设宁波大学，还积极主动为宁大的建设穿针引线。迄今为止，有近５０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先后捐赠逾２．５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
当观念转变了之后，办学之路豁然开朗。在此之后，宁波这块缺乏传统高校的地方，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开拓性的创举。其一是全国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再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相继在宁波落脚。
“海外资本家”出钱办学
办还是不办？
“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十倍。香港５５０万人口，有４所综合性大学，而宁波５００万人中，没有一所大学。在全国向四化进军、宁波要改变面貌的今天，高等教育那么落后，怎么行呢？”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包玉刚回家乡宁波探访，发出此番感慨。此时，他已成为世界十大船王之首，海上王国达到了巅峰，实力无比雄厚，而内地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他着手实现回报家乡投资教育和实业的夙愿。
“其实，一开始包玉刚是想在宁波建码头、建钢铁厂的。”宁波市甬港联谊会会长卢良宝告诉记者。这位当年在宁波市外办、侨办担任领导职务，并担任过宁波市驻港办事处主任，亲历了“宁波帮帮宁波”的这段历史，是动员旅港宁波籍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活跃人物之一。“宁波当时经济上很滞后，港口十分破落。包玉刚想建一个煤矿码头。听说上海正在筹建宝钢，他又积极活动，争取把钢铁厂造到宁波来。但是，因为国家冶金部没有这项计划，所以包玉刚把目光投向了公益事业。”
宁波是一座文化名城，读书与经商一样，是宁波民间多少年来的传统，宁波是一个出才子、出优秀学生的地方。进入近代以来，宁波人萌生了兴办大学的愿望，这个夙愿却一直未能实现。
１９８４年后，宁波相继被国家确定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城市。办大学一事，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可是，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亟待发展，想让国家拿出大笔钱，来到宁波这样一座中等城市造起一座全新的大学，似乎还是一种奢望。
“让‘海外资本家’出钱来办学校，这在当时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说，“１９７６年，中国遭遇到唐山大地震那样巨大的灾难，几十万人伤亡、一座城市被摧毁，都咬紧牙关，硬是没要国际上的一分钱援助。这次不过是造一所大学罢了，怎么能开口向外面的人去要钱？”
怎么办？最后是邓小平帮助宁波人打破了思想的桎梏。１９８４年８月，邓小平在与时任国务委员的谷牧谈话时说：“宁波人海外侨胞人数不多，但质量较高。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包玉刚以父名捐建饭店
邓小平亲手接过支票
对旧有观念的突破，最早发生在１９８１年。
“１９８１年７月６日，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起访问北京，首次受到了邓小平接见。邀请并陪同包玉刚的是他的表兄弟、外经贸部顾问卢绪章。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宾馆招待这位大老板，最后好不容易才在北京饭店安排了一个套间，而包玉刚的大批随从却住不进去，包括他的妹夫——他最得力的助手。”王耀成说。
在北京，包玉刚向卢绪章提出，他想为国家做点实事，第一件事不是造船，而是要捐１０００万美元给北京造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饭店。他不要求任何回报，只提出一个条件：饭店以他８０多岁的老父亲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１０００万美元，在１９８１年是个天文数字。“然而这张沉甸甸的支票却没人敢接。”王耀成说道，“这件事在北京的各个部门讨论来、讨论去，一直通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发言说：‘他是一个‘海外资本家’，不过出了点钱，就想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永久留名，这怎么行？’”
这件事，最后还是报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到此事迟迟办不下来，便生气地说，‘为什么不同意？人家捐款，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留个名不过是个形式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嘛！这张支票，你们不敢接，我来接！’”
拍板以后，邓小平亲自给兆龙饭店题写店名，他亲自出席了签约仪式，亲手接过了这张支票，又亲手为兆龙饭店剪彩。
“邓小平以这样的一种姿态，来打破中国内地与海外华人长久以来的隔膜，是为了告诉所有宁波帮人士乃至全体爱国华侨：开放的祖国欢迎你们！”王耀成说。
邓小平题写宁大校名
“宁波帮”纷纷捐资
邓小平此举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在他发表“宁波帮”讲话后不久，包玉刚马上行动起来，满足家乡的办学渴望。他把建校方案交给卢绪章时，两人一拍即合。在卢绪章的大力促成下，包玉刚当场答应拿出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助建宁波大学。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提出了在宁波办一所大学的设想，希望得到支持。“我赞成。”邓小平非常高兴，称赞包玉刚“爱国爱乡，有见识，这件事办得好！”并欣然答应给宁波大学题写校名。
宁波大学的建校速度是一个奇迹。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２９日，由包玉刚总捐资２０００万美元、占地１２８３亩的宁波大学，在他的老家庄市附近举行了奠基典礼。
在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的大力支援下，仅仅一年后，宁波大学就正式开学，这效率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包玉刚不仅自己倾心建设宁波大学，还积极主动为宁大的建设穿针引线。迄今为止，有近５０位海外“宁波帮”人士先后捐赠逾２．５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用于学校的各项建设。
当观念转变了之后，办学之路豁然开朗。在此之后，宁波这块缺乏传统高校的地方，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一次次做出开拓性的创举。其一是全国第一所成功改制的普通高校——浙江万里学院；再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相继在宁波落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