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对850万海南人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
　　20年前的这一天，七届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海南岛建省和经济特区的议案，此后有了波澜壮阔的“十万人才下海南”；20年后的今天，海南已经从一个封闭和半封闭的边陲岛屿转变为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开放型经济特区，转变为总体小康、令世人瞩目的“旅游天堂”……改革风云际会下巨变的这20年，海南终于实践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那句话，“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南。”采访中，对于过去20年间改革和创业的艰辛，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做了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改革到‘一脚油门走到底’的燃油附加费改革，从让外商成片开发洋浦的创举到洋浦保税港区的设立，从‘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的确立到‘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的实施，等等，都无可争议地表明，海南不断以自己的探索与超越，来回答海南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特区、怎么样建设经济特区这个重大命题。”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20年间既有成功之处，也的确走过一些令人惋惜的弯路。现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创造条件和可能重新站上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位置，已经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二十周岁纪念日最值得总结和思考的新命题。
　　海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廖逊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以一个海南二十年发展亲历者的身份，直言不讳地指出，“我认为，是否自觉地充当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是决定未来海南重新成为全国瞩目的改革前沿，还是被‘边缘化’的关键。”
　　改革“排头兵”的贡献
　　海南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都甚小，二十年来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就是进行了一系列超前改革。作为海南“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廖逊介绍说，1988年海南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倡导“多种经济平等竞争”，率先建立精干高效的行政机构，探索“小政府、大社会”，实行省直管市县的管理体制。
　　1993年之后，海南又在全国率先实行“公司法人注册登记制度改革”、“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行“燃油附加费制度”和针对审批制度的“海口三制改革（直接办理制、窗口服务制、社会服务承诺制）”。2004年取消了农业特产税，2005年提前一年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又率先实行农村中小学生的“两免一补”……所有这些都直接为国家的相应改革，创造了宝贵经验。
　　廖逊特别指出，更具导向性的经验还在于，海南在1993年最先“发明”了改革与立法相结合，直接以立法的形式促进改革，即“先立规矩后办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并不为人所理解，但是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是我们国家从人治走向法治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而且，这种改革“排头兵”的角色，在廖逊看来，一定程度上拜海南的“先天优势”所赐。海南作为省级经济特区，享有特区立法权，区情又酷似中国国情：既有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又有相对落后贫困的内陆山区；既有城市，又有农村；既有汉族地区，又有少数民族地区；既有水源地山区，又有江河中下游平原……
　　因而，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城乡、地区、民族、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又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复杂矛盾。“与其他特区相比，任何改革措施，也许在海南行得通，才会对全国具有指导性意义。建省、办经济特区最初十年，我们曾经充分利用了这个特殊的战略地位。”廖逊说。
　　近些年来，有关海南“边缘化”的议论时有出现。对此，廖逊觉得不奇怪，“海南地处祖国边陲，原本就是广东省内最贫困最落后的地区。如果不解放思想，不敢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自然就要回到边缘。”回顾20年海南与全国大局的关系，他的结论是，海南什么时候大胆闯、大胆试，自觉承当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区，就能够引起中央重视、全国支持和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什么时候思想不解放、循规蹈矩、不敢触犯既得利益和部门利益，失去“特”字和“排头兵”位置，就会陷入“边缘化”。
　　风雨“起落”间
　　二十年来，身处改革开放前沿，海南发展中经历的坎坷与这个结论无不相关。作为海南改革决策的主要“智囊”之一，廖逊为本刊记者回顾了海南发展经历的“繁荣-萧条-再繁荣”的风雨历程。
　　如果说改革开放最初的八九年，海南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省份中的贫困落后地区与全国同步发展，那么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则使海南一下子跃入改革开放最前沿。但不能不承认，由此带来的最初繁荣基本上是政策性繁荣。
　　廖逊指出，海南幸运地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政策和经济特区优惠政策的“末班车”。在1988年国务院24、26号文件中所给予海南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中，含金量最大的是外贸出口优惠。
　　当时全国大都实行严厉的外贸管制，惟有到少数经济特区办出口才能赚到外汇。为了分享这项政策优惠，全国客商冠盖云集，不仅直接带动了海南的外贸出口，而且带动了商务旅游、餐饮娱乐等第三产业。于是，外贸繁荣带来了旅游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红火。这四个产业出人意料地成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的先行发展产业。
　　“只是时运不济，仅仅赶上个结尾，完全凭借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获得了最初六年的繁荣。”廖逊认为，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加上国家财政压力，中央调整向地方放权让利，转而向中央集中财力。政策倾斜导向也随之转变，整个对外开放全面扩大，使原先惟经济特区享有的外贸政策，变成了全国普惠政策。
　　他回忆，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海南本来影响不大，但是与之同时进行的外贸体制改革，使特区优越的对外出口政策普惠化，却实实在在“重创”了海南。对于深圳等特区，这种转变尚可承受，对海南这个落后贫困、农村人口众多，又刚刚建立不久的大特区却影响很大。加上全国对外开放重点转向浦东和海南自身发生泡沫经济等因素，海南从红火转向萧条，重新回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之列，苦苦挣扎了几乎十年。
　　对这个萧条期，廖逊颇多感慨。他认为，1994年开始时，海南还推出了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因而继续保持着改革开放试验区的战略制高点。比如，1995年全省当时实际利用外资15亿美元，就达到了迄今为止空前绝后的高度，而2007年海南的这个数据也不过11.25亿美元。
　　他认为，遗憾的是，进入1998年后，海南决策人士在改革和立法上缺乏积极主动，一度放弃了改革前沿的战略地位，随大流走上了追求GDP的道路。为了追求GDP的“高增长”，不惜推行拔苗助长的“县市大排队”和“末位淘汰制”政策。
　　这种急于求成的心理使海南原本不乐观的形势更为严峻。特别是投资环境变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海南裹足不前，一连多年实际利用外资徘徊在4亿～5亿美元之间。而且，随着全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海南的体制特色也逐渐丧失，越来越难符“改革开放超前实验区”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