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81：人民的钱忽然多起来了
2008-05-07 14:22:00 作者:张莹 来源:潇湘晨报 |
| 回首1981年，中国人物质生活的新陈代谢继续加速，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全国各地火热的建设图景也已出现；不过，伴随而来的精神激荡与思想碰撞却一点没有减少。 |
“十字街头”作为一种历史的意蕴，穿透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向左？向右？向前？向后？不仅是交汇与抉择，而且是碰撞与考验。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和深入，新事物、新思想不断涌现。每一次“新”的到来，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十字街头”的降临。
回首1981年，中国人物质生活的新陈代谢继续加速，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全国各地火热的建设图景也已出现；不过，伴随而来的精神激荡与思想碰撞却一点没有减少。虽然这一年“文革”被彻底否定了，路上似乎没有了迷茫，但是亢奋的生活选择更加紧迫，人心因躁动而易于冒失。
1981年，依然有如一场精神与生活的“苦恋”。人生是如此真切，历史是如此可感，以至于一切仍然宛若在目。
(1981年11月16日，郎平率领的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排以七战七胜的成绩荣获冠军，成为中国三大球率先走向世界的队伍。资料图片)
1981年，一股异常火热的“储蓄热”席卷中国。
当年，中国人民银行“有奖储蓄”一出售，窗口外就排起了长蛇阵，预定额顿时卖光。一等奖500元，足够让一家人过上半年的日子。当年城市居民储蓄比1980年猛增了40％。
“储蓄热”不仅让世界感到惊讶，也让中国吓了一跳：老百姓手里的钱出乎预料地多！
人们解释说，改革开放最初那几年，收入增多了，老百姓手里的现金多起来了，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压在箱子底下的金银，这一次都拿出来放到了银行。为了“把分散的资金适当集中起来”，当年国务院还发行了40亿元的国库券。
这一年，中国人的钱多起来了，生存压力减轻，对生活与发展的希望更大。不过，金钱还不至于占据精神生活的全部空间。“五讲四美”活动的开展，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全国人民抵制金钱腐蚀，讲究无产阶级的心灵美。
第一次“腰斩”长江
历时36小时，动用40辆45吨的进口巨型自卸车，抛投各种块石料和15－25吨混凝土四面体共10.6万立方米……1981年1月4日19时12分，葛洲坝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中国人第一次“腰斩”长江。
这是金钱和精神力量的共同胜利。葛洲坝从此扬名天下。一位美国人在参观葛洲坝以后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把葛洲坝比作“中国的新长城”。当时的媒体在评论长江第一坝截流成功时说，这“和美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一样了不起”。
让国人雀跃的大工程还在陆续落成，勾勒出80年代初火热建设的图景。1981年9月15日，北京地铁正式对外运营。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与此同时，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东莞的高埗人一咬牙，每人拿出了10元钱，修出了全国第一条拥有农民集资的收费大桥——高埗大桥。精明的广东人有了自己的建设模式：先筹资，桥梁通车后再设收费站收回投资，这种建桥模式随后开始在广东省和全国推广。
不过，这些都不是民众最关心的建筑问题。在那个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6平方米的年代，最热的“建筑热”还是“建房热”。许多经济条件较好的职工要求私人建房。全国各地到处可以见到这种企业和个人建造的房子。以温州市教育局的例子而言，“自建公助”就是：由教育局提供空地为建房地基，省基本建设委员会批给部分钢材、木材、水泥，市住宅建设指挥部负责设计和施工；市教育局根据住房方向、层次和房间条件，同教职工协商评定房屋价格，房屋所有权归教职工个人所有，每年交付地产税。
青少年玩“敢死队”
当然，钱多了，并非都用于“私人建房”。1981年，上海黑白电视机的销量开始明显下降，因为百货商店里面的诱惑实在太多了：高级衣料、收录两用机和洗衣机、彩色电视机、摩托车……这些都在分散着人们的购买力。
这一年，家用电器、自行车等继续实行“买名牌登记制”，即先要登记姓名，而后要等到进货才能购买。事实上，那年头比这些名牌更加稀缺的是真正的精神产品。一部在美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到了中国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导演叶京后来回忆说，当时守着家里那台从深圳走私进来的日立彩电，看《加里森敢死队》，是他那年最大的爱好之一，“可惜即将播完的时候片子被禁了。”
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烙印清晰、泾渭分明，许多人看了这部电视剧，都如是感叹。由流氓与罪犯组成的特工队也能打击德国鬼子，有缺陷的人最后被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英雄。以至于在当年4月召开的全国电视剧编导经验总结会上，夏衍表示“应该重视电视这一传播工具”。夏衍说，看过《加里森敢死队》等电视剧的观众有几亿人，“《加里森敢死队》播出以后，就有青少年组织了‘敢死队’。”“这点我们是有过教训的，1960年拍了电影《飞刀华》，小孩子就用飞刀扎伤了人，这个电影后来只好停映了。”
比《加里森敢死队》走得更远的是电影《苦恋》。作家白桦的《苦恋》被改编成电影《太阳和人》后，经典台词“你爱这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爱你吗？”和主人公在雪地里悲愤爬行形成的巨大问号，在社会上掀起了广泛的争议。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对一个创造性作品进行批判。以至于邓小平出面表态说：“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12月23日，白桦在《解放军报》上撰文承认“剧本《苦恋》是不利于人民、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作品”。
“我们已经是冠军了”
1981年12月27日，胡耀邦在会见全国故事片电影创作会议的代表时，总结了1981年的文化工作，他说：“一个体育，一个文艺，有广泛的群众性，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搞上去。”
胡耀邦说的体育，当年最耀眼的是中国女排。这一年的1981年11月16日晚上，中国女排夺得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举国为之振奋。
《人民日报》12月5日报道说，当时中国女排收到的贺信、贺电和各种纪念品达3万件，仅郎平一人就收到3000多件。山西太原机械学院全体师生甚至送来了一块近两米长的横匾，写着“振兴中华”4个贴金大字。
这还没有到后来“五连冠”及“人生能有几回搏”流行时的光荣程度，但是1981年的中日女排比赛也够激动人心的了。为了搞好这次比赛的转播，体育播音员宋世雄是作足了准备，光是“对那几句开场白，我就背了好久，走路时背，骑在车子上也背。背得烂熟了，播时也就不会错。”
在日本，当宋世雄听到国内许多观众和听众提前上班，提早下班，在车上，在路上，都在收听广播直播盛况时，他“就觉得浑身是劲”。女排运动员们见宋世雄身体瘦，还特意送给他麦乳精和水果。
这一切的一切让宋世雄不时表现出“过激”。在中日女排决赛时，第二局以后，宋世雄就多次激动地喊：“我们已经是冠军了”，到第三局、第四局时他又几次冒失地说“这是裁判明显的误判”。对此，他事后对记者说，自己“要提高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和个人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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