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走上“神坛”，到1980年被否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曾是国内媒体关注最多的村庄。曾有960万国人到此“朝圣”——平均每平方公里国土就有一人。所以有人说，“大寨”二字的无形资产价值实难估量。

　　改革开放后，作为被批判的“极左”典型，大寨沉默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大寨”为商标的各种商品突然面世，羊毛衫、核桃露……市场化的大寨一举摆脱“老农形象”，以崭新风貌面对世人。

　　和大寨一起复出的，是搏击商海并再次活跃于政坛的“铁姑娘”郭凤莲。

　　最新资料显示：2007年，大寨经济总收入1.27亿元，人均收入7000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600倍，人均收入增长38倍；520人的小村庄，人均年纳税近2万元，连续多年蝉联昔阳“纳税冠军”……

　　3月7日上午,阳光很好,照得“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处亮堂堂,昔日战天斗地垒起的大片“海绵田”里,少见庄稼,却多了郁郁葱葱的松柏。村庄背后的山顶上,植被保护得很好,一些亭台楼阁掩映其间——这是大寨人极力打造的“虎头山森林公园”,现已成为国内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村庄内部,密布着“窑洞饭店”和土特产、纪念品商店,到处播放着红色歌曲,到处是招揽游客的热情叫卖声。

　　大寨村,到处洋溢着市场经济的气息。

　　最后的堡垒

　　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63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后,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寨村委会广场西侧,是一排排整齐的石窑,正是1963年洪灾后的产物。

　　79岁高龄、被誉为大寨“活化石”的宋立英老人精神矍铄、头脑清晰。说起当时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宋立英说“当时大寨人都不理解”,“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变革前夜的1977年,大寨村的成绩神州大地鲜有乡村可以匹敌: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农业实现了机械和半机械化作业;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集体包揽……

　　但是,大寨全体农民也被紧紧束缚在800亩土地上,从早到晚统一下地干活,挣“大概工”;队员鲜有其他自由,连戴手表、下馆子也被批为“资产阶级思想”,要“斗私批修”。

　　1979年开始,“肯定凤阳(小岗村)、否定昔阳(大寨)”的势头一浪接一浪。当年,来大寨参观的国内宾客仅4205人,不及1978年的3%。那时,大寨人在外人面前经常抬不起头来。宋立英一次坐火车,被别人认出后,竟不敢承认是大寨人。

　　1979年年底,一贯惟大寨是从的昔阳县委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文件,关闭已久的集贸市场出现,大部分地方给“社员”分了自留地,昔阳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北亩村”。

　　1980年9月,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支书郭凤莲被调离大寨。

　　1982年,大寨粮食总产量从80.4万斤骤跌到65万斤。

　　1982年年底,昔阳县委书记挂帅的工作组进驻大寨。随即,大寨很快出台了“包田到劳”方案: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每亩上交集体500斤粮食”,“分地的好赖抓阄决定”。

　　签承包合同那天,恰好《羊城晚报》记者来访。第二天,大寨土地大包干的消息轰动全国。

　　大寨人在增产增收中接受了新制度。198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大寨人彻底实行了包产到户,按人均1.4亩的标准彻底分给村民——这比很多地方晚了整整5年。

　　“铁姑娘”复出

　　位于大山深处的大寨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无人问津。90年代初,大寨个体经济出现“破产潮”。除了吃资源的煤矿,其余产业一片萧条。于是, 让郭凤莲重回虎头山的民间呼声越来越高。

　　“挺不好受的”。3月11日晚,正在首都参加全国“两会”的郭凤莲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说心里话,当时不大愿意回来”，“担心搞不好”。1991年11月,刚过完45岁生日的郭凤莲复出。

　　“刚回来的时候,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让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已成“空壳”。

　　“必须走出去”。1992年2月,两辆满载140名大寨村民的大巴车直奔娘子关外的华北平原,开始了大寨人的“洗脑”征程。

　　“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他们参观了年产值已经上亿的河北获鹿高迁村。这场震撼人心的参观,彻底让大寨人看清了自己“井底蛙”的落伍状态。“大寨怎么办”的讨论会在大寨村几乎一天一场。

　　从高迁回来后,宋立英陪着郭凤莲又南下江阴市,江阴市南闸镇毛纺织印染总厂热情接待了她们。最后,双方达成了在大寨建设羊毛衫厂的合作协议。郭凤莲坚信,大寨人能绣好虎头山,就一定能绣好羊毛衫。

　　1992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走进大寨,为大寨指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两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来到了大寨,他告诫郭凤莲说,“你不要看花了眼,那个地方跟这里条件不同……”,“旅游业搞好了,比办几个工厂都赚钱”。

　　最后,大寨新的党支部终于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大寨”品牌价值变现

　　创业之初,郭凤莲走了很多弯路,东挪西借地往化工厂里扔了十几万,根本无济于事,最后企业因污染严重关闭;又组织大家搞草编、上地板砖……结果全部失败。那时,“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口号喊了多年,姗姗来迟的大寨毫无闯荡市场的经验,“学费自然少交不了”。

　　1992年上马的羊毛衫厂是个成功范例;随后,和省乡镇局及太原一家衬衫厂联营的大寨衬衫厂也获得成功。现在看起来,这些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能获成功,主要是市场认可“大寨”这个商标。目前,这两个企业由于技术样式老化,已经不复存在。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后来注册了“大寨”系列商标。现在,“无形资产变现”的财富游戏不断在大寨上演:许多企业看中了大寨的品牌价值,向大寨支付商标使用费,核桃露、铝塑管、杂粮系列……

　　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的中外合资“大寨中策水泥”,成为大寨这十几年来的创收大户之一。说开水泥厂,有着一段动人的故事。为资金到处奔走的郭凤莲当时在青岛出差,忽然听说“中策投资”的老板黄鸿年在京洽谈商务。郭凤莲连夜奔波千里赶到北京。这种拼命精神让黄鸿年非常感动,“就凭她这种精神,我要给大寨投资”。

　　不久,大寨又和“宁城老窖”联营,把昔阳酒厂包装成了“大寨酒业”。

　　大寨旗下的企业越来越多。昔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纷纷进入工厂打工,成为“现代农民”。

　　大寨二次创业中,最值得圈点的是旅游。1993年,郭凤莲邀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大寨旅游做了全面规划。此后,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大寨民居楼等一系列景点被建设、整理出来,虎头山上开始大规模种树植草,恢复生态。1999年,大寨景区被评为全省五大著名特色旅游景区之一。

　　“海绵田”一半退耕还林

　　包田到户后,赵保国在1986年购买了“小四轮”跑运输,“一天能挣25元”;2003年,大寨旅游已成气候,赵保国在自家院中开了窑洞饭店,“当上了小老板”。

　　赵保国的大儿子在大寨森林公园展览馆工作,“挣着固定工资”。赵保国的儿媳,从事导游工作,“讲解一遍就能挣个三五十元”,“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但凡有点文化,都在干这个”。

　　赵保国,是大寨很多人的缩影。

　　宋立英老人的家,在广场西侧第一排窑洞内。老人的邻居,曾分别是陈永贵和郭凤莲。

　　宋立英的纪念品商店,就开在自家院内,据说规模在大寨排第一。屋内门外,游人如织。在自家院中开纪念品商店后,不识字的她努力练字,现在已能签名售书,还给一些音像制品担任“销售总代理”。

　　昔日23“铁姑娘”之一的李圆眼开办的“农家土炕饭店”最有特色,三间窑洞分别按照“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的家居特点布置,吸引了不少游人。

　　如今的大寨,已形成以旅游、煤炭、化工、建材、酿酒、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多个支柱产业。上世纪末,大寨给村民盖起了50座独立小别墅,村民只要掏五六万元就可入住。今年,村集体准备再盖50套170平方米的住房。

　　大寨村民还享有取暖、上学等各种补助。2007年,全体村民每人分到了10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得到200元的养老金。

　　最值得关注的是那800亩大寨“海绵田”。“大寨人已经不战天斗地了,开始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海绵田”中的一半退耕还林;其余的400亩,大寨组织了30人的农业专业队伍,实行统一管理。他们依然实行大寨历史上的“记工日”制度,每出一天工可得到25到30元,“算是以工补农,以工扶贫”。

　　记者手记

　　曾去大寨旅游,采访却是首次;早就听说“大寨人不爱见记者”,故压力很大。去了才发现,此担心纯属多余。

　　大寨村委会主任贾春生说,80年代时,大寨很反感记者,“但现在变了,记者的宣传增加效益呢”,“打广告你还得掏钱不是?”

　　市场经济“润物细无声”,方方面面改变着大寨。

　　大寨不是没有问题。大寨出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高大全”,媒体把“农业学大寨”变成“全国学大寨”,大寨最后被包装成了一个“各种经验无所不出”的“万花筒”,这的确可笑;二是大寨实行思想禁锢,大肆宣扬阶级斗争,把农民都变成一个个没有个性、只懂奉献的“工蚁”。而推广“大寨经验”,在更大范围内造成的后果则是“磨洋工”,生产效率低下。

　　采访中发现,大寨昔日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比如不识字的宋立英老人,她至今不懂什么是“左倾”,什么是“资本主义”;“铁姑娘”李圆眼的孙女问奶奶“什么是资产阶级”,她嘿嘿笑着,“你过年挣了300块压岁钱,就是资产阶级”。

　　还听说,大寨农民在当年“斗私批修”中,自发学习《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能听懂这些“天书”；倒有个笑话能说明一些情况:农民把“亚非拉美”是理解为“压肥、拉煤”的。这说明,某些政治运动和斗争,只能来自上层。农民发明不了,学也学不像。应该说,大寨农民曾经是体制的受害者。

　　大寨的现代农民,已经毅然走上了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以阻挡。

　　隐约觉得,能把这群无纪律观念的农民组织起来，正是陈永贵和郭凤莲的高明之处——他们都擅长和农民打成一片。

　　在大寨的几天,每天都要爬到虎头山上转一转。看着那一条条大石块砌起的拦土大坝,心里总有一种崇拜感:那时没有现代开山工具，只有一条条臂膀和原始的大铁锤!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精神,在那个时代造就了人间奇迹。这种精神,在今年抗击南方冻灾的壮举中,仍时时闪现。这种精神,这种堪称人类伟大财富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并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