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红军　逄春阶　实习生　闫万飞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稿⑤

　　谢春涛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并被南开大学等多所学校聘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
　　出版有《大跃进狂澜》和《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等专著。
　　高红日/摄影

　　“每次回家乡都有新的变化！”3月27日，在大众报业集团新闻大礼堂，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作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十六大以来的重大成就”的专题报告。会后，谢春涛结合自己的经历畅谈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进步。

　　“幸运”家庭也是勉强糊口

　　记者（以下简称记）：1978年前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
　　谢春涛（以下简称谢）：从1958年、1959年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时，我父母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还不到70块钱，但是我已经感觉比当地的孩子幸运多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好多人饭都吃不饱，但我家还有“活钱”，虽然我们家的钱也花不到月底。在印象里，我父母老是提前支借下个月的工资。
　　记：如果是农村户口，那就更难了。
　　谢：对。我幸运的第二点就是，在我父母当老师的地方，有一个大爷跟我们一起过日子。由于他是农村户口，有半亩土地，种得非常好。我小时候干农活，基本就在那儿干，起早贪黑，给我们家很多补贴；我还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帮他在生产大队挣工分。跟周围人相比，我们不仅有地方种菜，还能从生产大队分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那日子过得就很难。
　　记：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那就更艰难。
　　谢：我当年有一些小学、初中的同学，家庭出身不好，可能是爷爷是地主。或者是家里的地比别人多一点，很难判断他有没有罪恶，更跟他的后代没关系。这些同学，有的学习很好，但他就是上不了高中。我当时不仅经济上比周围同学优越，我政治上也比他们优越。我当时就觉得对他们不公平。现在我回头看，我就清楚了，那个时期，除了生活远不如现在之外，还有人和人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对那些人来说，烙印被打下了，他可能一辈子也忘不了。

　　15岁上了大学

　　记：1978年，对国家和对您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转折。
　　谢：我很幸运。1978年，改革开放正式开始，因此我在高中毕业时，上山下乡的政策就停止了，即使我考不上大学，也不会像过去的学生那样，再去经历他们经历的那些东西了。
　　记：你15岁就考上了大学？多高？
　　谢：是。当时，个子大概1米6多一点吧。我是在临沭的观堂公社中学上的学。这个公社是比较偏远的，当时有些“右派”，还有一些因为政治问题被下放的老师在那里，有些人水平很高。我在这个地方上学，也得益于父母都是小学教师，我五岁开始上小学。为什么呢？就是我母亲是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我就跟着她到学校去，也跟着母亲到教室，跟着别人当学生。
　　有一次，我母亲在课堂提问时，当时的同学都被问住了。那时，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又是我母亲当老师，那我就说了，而且往往说对了。当时我在学习方面不比别的同学差。我母亲感觉反正在家没人管，于是我五岁就跟着上学了。再加上那时学制短，初中高中都是两年。我就比同龄人都省下时间了。
　　记：在山东师范大学四年学习期间，你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谢：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入学时是最小的。当时招了两个班：大班是已满25周岁的人，没满25周岁的编到小班。当年满25岁的上的是专科，虽然他们考试成绩并不差，但是这个班年龄大，这个班就是专科，学两年就毕业了。

　　求学经历很“独特”

　　记：你上大学后的生活怎么样？
　　谢：由于我在班里是最小的，老师、同学都对我很照顾，而我们同学的感情也很深。说点可笑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学里，男女同学能生出几分暧昧的关系的联想，但那时候山东人的观念“男女受授不亲”，如果哪个男同学跟女同学私下里单独在一起，多说几句话，就肯定会有人议论、有人猜测。但我跟所有女同学在一起都没人猜测，因为最小的女同学也比我大好几岁，她们都很照顾我，比如说我的被子脏了，有人帮我洗，有人帮我缝。
　　记：想想很温馨、很温暖啊！
　　谢：那时候班里大部分同学的家庭都比较困难，但是也有带工资上学的。比如，当年有的女同学买半个西瓜，她们在3层，我在2层，她们就探下头来，就喊我而不喊别的同学，其实就是照顾我，上去吃两块西瓜。
　　记：你看到了人性最美的东西。
　　谢：是。同学对我的关照，这个肯定是无私的。我现在对这些同学也都很敬重。那时候，有的同学阅历比我丰富，他们想的事情比我复杂。我的好多同学上大学前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考虑事情就比我复杂，但是我当时就不能理解他们。所以，我跟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之间，也有一些不融洽的因素。但对我来讲，这些只是丰富了我的认知，对我没有多少负面的影响，所以我的总体感觉还是很好的。
　　记：这是非常难得的。
　　谢：而且这种经历不可能再有了。我们入学20周年的时候，1998年搞过一个聚会，在国庆节期间，我们聚会感觉非常好。最近，我们有的同学想准备弄一个30年聚会。

　　研究伟人学习伟人

　　记：在你学术生涯开始时，正是图书解禁的时候，你最喜欢的有哪几本？
　　谢：不同时期读的书肯定是不一样的。刚上大学的时候，就读些文学名著。在大学之前，有的书当年甚至是禁书，但改革开放后开禁了，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很盛的。后来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时，学术性的书就读得多些了。其实，我读的最多的包括后来反复读的，还是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文献，比如说毛泽东的、邓小平的、中共中央的文献集等，这些书我肯定要多读，而且不是一般地读，而是研究。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理论，当然就得很熟悉，这是最起码的。
　　记：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谢：在读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这些伟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对国家民族有责任感。毛泽东当年担当国家的危难，后来的领导人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毛泽东是同代人之中的杰出者，他有责任，他有担当。他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若干年后，我们看他们这些人的著作、文献，你就会感受到他们当年是如何思考的，当年的思考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在若干年后看他们写的东西，你能够有共鸣，你能够理解，你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对他们敬佩，你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从他的思维方式上学到一些东西。我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研究伟人，学习伟人。不管他做事做成了还是没做成，你都能从伟人那里直接感受到对你有用的有启发的东西。
　　不去比较就不明白
　　记：你接触80后、90后的人多么？对这个年轻群体怎么看？
　　谢：我有比较多的机会跟这些80后或是90后的人进行交流，因为我经常到一些高校给本科生讲课，还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90后。
　　确实，这个年龄段的人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考虑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在高校讲课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举过这个例子：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教导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你这个机会，要报恩，要好好学习，要报效祖国。这个观点，当时老师说得很自然，我接受得也很自然。
　　但是今天，如果高校老师跟这个年龄的人说，是党和人民给了你上大学的机会，那恐怕好多人就会不接受，甚至当做笑话来听。他们就可能反问，“我们有些同学没有考上大学，那么党和国家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机会？”他觉得是他自己考上的，他觉得现在的执政党、政府应该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这就是观念不一样。
　　所以，今天说到改革开放，年轻人他没有历史间的比较，他觉得今天的东西是习以为常的。但在我看来，有些成就是因为有比较才发现的，我觉得是很大的成就，我就很认可。但是没有比较的这些人呢？尽管这也是成就，但他可能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他觉得发展的成就，到现在比不上美国，连英国也比不上，他甚至不当做成就去看，甚至还觉得有欠缺。
　　记：还有就是，有的年轻人，可能会把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比较重。
　　谢：对。比如说我了解到的腐败问题，比这些年轻人了解得多，但是因为我有了和过去的比较，我可能会对这个问题看得不会特别重。这个问题，你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它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从这个现象看，我想其实应该让这些年轻人了解一下改革开放的历史，能够对今天的东西珍惜、认同，也能够对很多东西进行理性思考，也能够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记：听你讲课时，你讲了一句话我们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党，不管怎么说，是自觉地朝着人类文明的方向迈进，不停地迈进。
　　谢：这是我的感受。任何一个党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从中国共产党前进的速度、幅度来讲，我对党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