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政府主管部门结构调整，让人看到新的希望。未来的30年，我们还能有更大的进步
　　
　　上周，国务院宣布任命新成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名单。今年53岁的苗圩成为副部长中惟一来自汽车行业的人。他历任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销售部经理、中汽总公司生产司副司长、原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副司长、东风汽车公司党委书记。2005年5月，苗圩从东风公司总经理一职调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
　　
　　这则消息令汽车业内人士猜测，苗将主要负责工业产业的发展，这重要的一环是接管国家发改委工业行业管理职责，其中包括了汽车业重大项目审批，产能扩张批准、新车批准等。同时，苗圩的上任，体现了汽车业在目前国家工业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为汽车业未来的发展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
　　
　　2007年，国有汽车重点企业的营业收入超过了1万亿元，利税总额超过1000亿元。汽车业已经成为国内超过20个城市的支柱产业。苗圩上任后，汽车产业在中国政府的决策中，还可预期有更大的地位提升。在房地产和金融都经历了快速甚至泡沫发展后，汽车这个工业形式，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我很愿意相信这个猜测是真实的。在今年年初，从图书到媒体，陆续出版一些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30年，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都缺少工业的身影，作为影响社会经济的主要动力，汽车行业几乎没被提及。
　　
　　可能是金融产业的放大作用，以及金融的快速融入性和低门槛，中国改革开放的产业结构调整，几乎就是金融资本介入产业的过程，中国自身的产业能力被搁置一旁，以至于外国经常会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包含泡沫成分，而我们又解释不清。
　　
　　仍以汽车行业为例。吉利曾转给我一篇谈转型的文章，我很惊讶于他们的时间表。
　　
　　在战略转型的第一阶段（2007年6月~2009年），吉利汽车将成为“有知名度”的品牌，转型初见成效；在战略转型的第二阶段（2010年~2012年），吉利汽车将成为“有影响力”的品牌，转型基本完成；在战略转型的第三阶段（2013年~2015年），吉利汽车将成为“有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到2015年，吉利将形成年产200万辆汽车的产销能力，在海外建成15个生产基地，实现2/3外销的目标。
　　
　　在这份计划中，除了200万辆和2/3外销没变，其它的计划都不再有当初“初生牛犊”一般的口气，也没有了进军美国市场的时间表。
　　
　　和两年前比起来，现在的吉利冷静得有点让人不敢相认。在中国整车企业都在反思自己过去的超常规发展带来的后果的时候，吉利是我见到的反思最彻底的。
　　
　　平心而论，吉利产品中有些仍然可见模仿痕迹。经过短短10年的发展，这家企业还无法摆脱逆向开发的路径依赖，虽然它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以及发动机和变速箱领域都取得了若干技术突破。这种现状使吉利的品牌塑造变得无比艰难，而这种品牌提升，又是吉利未来的生存基础。
　　
　　如果想选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汽车行业的标志性企业或人物，吉利和李书福肯定不会落选。他是中国造车的首家民营企业，也是事实上这个行业里最弱的群体代表。支撑他的是吉利式的自信，而这种源自“自己说服自己，我能行”逻辑的自信，则是中国民营经济能够迅猛发展的最基本的思路和支撑。
　　
　　过去，我一直建议把中国的工业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来对待：政府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在同一个市场竞争，但所能掌控的资源却差别巨大。自从1996年《哈佛商业评论》刊出战略学专家麦克·波特的《战略是什么》一文后，中国企业家在过去10多年里一直希望从波特的钻石模型中找到战略的方向。这个分析了消费者、市场、竞争对手、潜在对手以及企业自身的模型，其实只适合那些有政府支持的企业。对应吉利这类企业的战略分析，则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尼尔森教授的演化经济学。它强调企业通过内部学习的努力，逐渐壮大并逐渐影响周围环境，使之适合自己。
　　
　　李书福为了获得轿车生产许可证而说的“给我一次失败的机会”，我相信，无论是上汽还是一汽，都不大可能对上级领导说出这种话。现在，吉利所需要的只是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自信能够带领企业走向成功。
　　
　　新的政府主管部门结构调整，让人看到新的希望。工业企业，包括民间的工业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直接面对政府的机会，而不只是埋头苦干。这样，未来的30年，我们还能有更大的进步。
[稿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