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事人
2月28日上午，现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的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回忆了他当发言人时的几个之“最”。
场面最尴尬
冷场5分钟 求记者提问
1996年初夏的一次发布会，我主动发布三个消息后，一个人都不举手提问，冷场了有五分钟。当时，场面很尴尬。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就灵机一动，就对熟悉的香港文汇报的记者说，你是不是可以提个问题啊，给我一个面子，一个问题也不答不好啊。下面都哄堂大笑，化解了尴尬。
后来我了解到，是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同时也在举行发布会，请了一个比较受瞩目的部委领导回答热点问题，主要的记者都去那边了。来我这儿的大多都是助手或是中国助理，那时也没有想到用“托”，所以就没人提问。
“对手”最服气
日本名主持 叹没难倒我
一次访问日本，朝日电视台一位很有名的主持人提出要采访我，而且提问内容事先不打招呼不限范围，现场直播。当时是6月3日，时间比较敏感，使馆与随员都建议我不要接受。我比较喜欢接受挑战，就答应采访，原定两分钟。
这个主持人很“狡猾”，上来就问，“香港回归后,是否允许民众游行”，这明显是个圈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都是不合适的。我回答说，如果游行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就允许，如果不符合，非但不可以还要追究法律责任。这位主持人一直想难倒我，采访延长到十分钟。他后来跟我说，“我以为中国发言人不会接受这样的采访，没想到你不但接受了，而且在一再追问下也没有被问倒。”
形势最严峻
台湾“大选” 应对三大社
1996年台湾“大选”时，我们搞军事演习，两岸关系十分紧张。选举结果是晚上出来的，我的手机是公开的，路透社、美国之音、法新社同时连线过来，而且说不是录音采访，是现场直播，非常敏感。当时还有美国记者问，两岸关系会不会影响到中美关系。我回答，中国政府重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固然很重要，但是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中美关系。这样，我再次向西方国家传达了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