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吴象”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这篇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文章，梳理了1949年以后农业生产的各种形式，总结经验教训，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农村存在的实际情况，对“包产到户”作了有力的辩护，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对人民群众在生产活动中的创造作出理论概括。文章的雄辩色彩，内敛的战斗性，为已拉开序幕的农村改革清理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障碍。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吴象同志的文章，已成为中国经济学说史上的经典文献；农村在巨变和发展中集中出现的问题，“三农”的千千结，仍在困扰着今已86岁的文章作者。
《中国发展观察》从五月号起辟“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专辑，编辑部同仁回顾三十年沧桑巨变，首先想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几篇发聋振聩的理论宏篇，想到了那些难忘的岁月，难忘的人与事。
专辑开篇，从农村改革细说；要说农村改革，怎少得了吴象的声音？——暮春之初，在亚运村静静的寓所里，本刊总编辑卫建民与吴象同志作了一番对谈。
卫建民：吴老，我早就想来看您，您老在外边跑。
吴象：我到海南去了，刚刚回来。
卫建民：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部署进行纪念活动，即使不部署，每个中国人、各个部门也自动地要纪念。《中国发展观察》从五月号起专辑纪念，一直开到十二月号。这是个大事情。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是农村改革三十年，这个话语在中国人中一提起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杜老、王郁昭同志我们在春节团拜会见过了，要是听不到吴老的声音，少一个声部，这首曲子就不和谐。农村改革一开始就应该有您的声音。
吴象（笑）。
卫建民：现在有一句很诗意的话，改革开放的春风是从农村吹起来的。我小时候就听过一个佳话，直到现在还记得，说“四清”的时候……您去过洪洞吗？
吴象：“四清”的时候我不在洪洞，我在原平。
卫建民：我们那边一些搞文字工作的同志很神秘地对我说，吴象同志写文章用电报发稿，“四清”的时候您还在山西日报，在山西工作吧？
吴象：对。一直到78（1978）年。我从38（1938）年工作就调到山西。
卫建民：那时候是八路军总部，太原失守后是八路军总部。前两天我看丁玲写的东西，她那时住在西漫底、万安，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呆过，是吧？
吴象：对对对！马牧，那时候总部在马牧村。
卫建民：我就是马牧村的。
吴象：你啊？
卫建民：您那时候住在马牧？
吴象：没有。你们洪洞有一个村，一个很有名的村。
卫建民：您说的是河东还是河西？
吴象：河东。河东河西都去过，但我没有在那里工作过。我“四清”在襄汾，那不是“四清”，叫学大寨。学大寨运动在襄汾的贾庄。
卫建民：襄汾有两个老同志您可能知道，一个是贾芝，文联的；还有一个是贾植芳同志，复旦大学的。他们是兄弟。
吴象：农村改革我前边都讲过好多次，三十周年，《财经》杂志约我写的文章，这个你看到了吧？
卫建民：看到了。
吴象：那个他只登了一半，有个比较全的是在网上，你们想问什么问题？咱们交换交换。
卫建民：好。
吴象：另外，老的已经讲过好几遍的东西这个没有意思。
卫建民：对。我们不讲历史，今天来拜访您是讲现实，尽管三十年改革成就巨大，但是现在矛盾都集中地在农村里显现，我们来跟老前辈请教。过去一找您就请您讲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凤阳讲起，这个大家都听过多少遍了，所以我说，今天来也是给吴老报喜，报什么喜呢？您多少年前就提出来，要把劳务培训输出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这是您提出来的。
吴象：对，有这样的文章，但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好多人都这样讲。
卫建民：您一直呼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写进去了，有一段话“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能力，发展劳务经济”。作为政府工作报告，把你们老同志的思考都采纳落实了，我看每一个字都是有讲究的。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培训就能提高他们的能力。现在问题还很大，你要转移，但城市并不接纳，说了这么多年了，作为城市管理者也有他们的职责，这是个两难的问题。我有时想，现在北京都是高楼大厦，是一个大工地，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农民工是豢上胂蟮模飧龀鞘衅鸩焕础Ａ硪环矫婺兀梅⒄沽耍鞘蟹比倭耍┟窈孟衩挥卸啻蠊叵担呗テ鹄戳耍┟窭肟恕Ｕ飧鲆膊恍孪省Ｓ行┫窒笠豢淳途醯煤苣压诮稚希惺笨醇┟癜诟鲂√舾霭资恚枪芤惨爸捶ā保惺逼鸪逋唬⑸恍┒裥允录踔辽比恕?BR>
吴象：去年的11、12月，安徽开了一个劳动力转移的研讨会在休宁，我有一个书面发言，你可以拿去参考一下。农村改革经历的事情已经谈的比较多了。农村改革带动了整个的改革，改革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个话都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实际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来，我们这个改革首先要抓国营企业，扩大自主权。
卫建民：给企业松绑。
吴象：对，给企业松绑。但是我们这个体制，国营企业是整个计划经济的堡垒，最核心的，搞不动，那时试点试了十几个，后来试了七八十个，那时候很大的一个厂子，几千人的厂子，厂长连盖一个厕所都不能自己做主。我们这个体制太死了，农村也是。但是后来农村弄得都没有饭吃了，农民没有一点积极性，农民就消极抵抗，另外这个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就是到最后，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143块钱哪，温饱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大面积不能解决，当时的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有三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就是统购统销，他是围绕我们工业化，现代化要搞工业，学的苏联的办法，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的特点不象轻工业赚钱赚的多，他的结构是有机构成太高，机器啊太贵，都是大机器，就业的岗位少，弄这些东西，农民没有什么就业的机会。后来也来了一些，但因为养不起又退回去了，62年（1962）把已经进城的农民又压回去了。这种机制只能形成工农剪刀差。
卫建民：我们家就是“62压”，我妈妈原来在工厂上班，后来又回去了，回农村了，她原来在太原水泥厂。
吴象：啊，这个多可怕啊！山西原来都是大家伙，煤矿、机器。这是一个，统购统销，把原始积累的负担转嫁给农民了。第二呢，后来一搞就是人民公社化，土改把地分给农民了，而整个的公社化以后地都集体所有，那时一个农民一个月基本劳动力要做28天，不能过礼拜的，妇女要回娘家请假都很困难。公社化是又一条绳子，最后户籍分开了，农民就不能进城。所以呢，“四清”工作队到村里看什么事呢，就是看管木匠啊，瓦匠啊，泥水匠啊，出去可以赚点钱，本来是个大好事，给队里也能交些钱，现在劳动一年下来，一天几毛钱，有的是倒欠的。农村都是欠账的，粮食都不够。这三条绳子把他们绑在一起，农民就死死地被绑在土地上，农民不能离开土地，一辈子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这样子，不能进城，不能打工。在体制上农民受到束缚，在政治上、思想上农民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体制使农民名义上是国家的主人，工农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没有得到起码的公民待遇，变成了二等公民，进城不能进。过去，农民没有土地，受地主剥削，现在呢，共产党把地主打倒了，土地分了，但是本来是集体经济更好地发展了，因为这种体制农民没有积极性，所以解放以后，农民当了主人以后，长时间农民本身的温饱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现在这个三十年，从解决贫困开始，农村改革第一步就是解决了温饱，本来是一个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我们到了联产承包以后，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过去说的很多了，它就是通过承包把所有权变成所有权和使用权，农民通过承包取得了半所有权就是使用，但是这个就有了自主，作了半个主人，实际上等于就是主人，他这个地不像地主是可以随便收回的，承包给他就是后来一号文件是15年延长到30年，现在又要再延长，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他不能收农民的地，现在问题是这点地不够农民种，农村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东西找不到出路，农民温饱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小康。我们这个小康是面上总算账要达到1000美元，这个收入本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是不够的，邓小平解释我们中国太穷了，人太多了，我们是中国式的小康，但是这是一个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不全面的小康，我们现在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现在是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这个采用什么办法呢，农村自己解决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农民富裕的、多余的、剩余的劳动力转到非农就业，从别的产业去发展，从手工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解决很多问题，私营企业也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技术，就需要培训，杜老经常提的让农民有国民待遇，和普通人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是数量最大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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