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在中国，没有一种车，新车试驾都会选在中南海；没有一种车，停产需由《人民日报》通报；没有一种车，会引起如此大争议；没有一种车，会承载这样多期望……除了她，红旗轿车！
2008年3月25日，长春的天空飘满雪花。 84岁的原一汽总厂厂长黄兆銮语气沉重地告诉记者，“老书记徐元存18日去世了，今年他82，我刚参加完他的追悼会。”
时光如电，逝者如斯！红旗轿车在1981年接到停产令时，作为一汽党政一把手的徐元存和黄兆銮，共同见证了红旗轿车的艰难一刻。从那时起，昔日国车就陷入了“民族”与“进口”的痛苦博弈……而今回望三十年之沉浮，红旗轿车一次次在取舍中饱受争议，奋力突围，内中折射着改革开放后，民族汽车工业奋斗历程的缩影。
1978：“红旗轿车前景有些不妙”
黄兆銮是记者找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他说，要讲红旗车，最应该先让李中康讲给你。
77岁的李中康，原一汽总厂副厂长，曾担任多年一汽轿车分厂厂长，他和黄兆銮都是“一汽咨询委员会”成员，按李中康的话讲，“这实际上是个老年活动室。”李中康像其他受访一汽老人们一样，喜欢从1958年红旗轿车诞生讲到70年代末，这是红旗轿车最辉煌的年代，可这一次的讲述，我们要从1978年开始。
1978年，李中康最初的记忆从一枚印章开始。这年7月5日，轿车分厂印章上的“革命委员会”五个字去掉了，一个新时代来了。
刚走上轿车分厂厂长位置的李中康，发现要面对一个新名词：市场。为此，轿车分厂搞了两次汽车市场调查，这并没给红旗轿车带来积极变化，生产模式仍“零敲碎打”，服务对象仍“专供首长”，经济效益仍“干一赔一”。
1980年1月，有关部门指出：停产一批不适宜再生产的汽车，红旗轿车CA770被要求在1985年前必须逐步更新。厂长李中康心里开始打鼓，“山雨欲来风满楼！红旗轿车前景有些不妙。”
1981：“灰溜溜的感觉”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停产令，寥寥数字：红旗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
“我们事先听到了风声，很紧张，但不敢相信是真的。”78岁的原一汽轿车分厂第一副厂长赫世跃在家接受本报采访时，叙述那段历史宛如昨日，“当时像我那个级别，也是在报纸上看到停产令。那次停产，对红旗的发展是个伤害。”
李中康回忆那一刻，也是不胜唏嘘，“厂里两千来人，听到这消息，都是灰溜溜的感觉。厂里还把红旗轿车的模具保管起来，大家不甘心啊！”
“耗油说并不成立，世界上哪款高级轿车不耗油？再说相对于国外高级轿车，红旗轿车的耗油量并不高。”首辆红旗轿车造型设计者程正，如今已经八十岁的老人，与记者面对面坐着，谈起这段历史，依然不服当时的停产理由。
红旗轿车就此暂别历史舞台，除了辉煌的记忆，她还留下许多。李中康说到，红旗轿车催生了一汽轿车分厂的成立，为其后合资道路打下基础。赫世跃提醒，红旗轿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民族汽车工业人才，“比如在奇瑞和吉利中，有不少人曾在当年参与研制红旗车。”当然，红旗轿车在客观上也扼杀了当年初具生产条件的东风轿车。
停产前的20多年里，红旗轿车“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注定产量不高。本报从权威渠道统计，从1958年至停产期间，各型红旗车共计生产1510辆。
“赔钱就别干了”
停产令让红旗轿车从天堂掉回人间，关于这场红旗车发展史上最大的风波，其原因众说纷纭。
曾经报道称，红旗轿车质量不行被迫停产。本报采访中，受访人承认当时红旗车存在质量问题，但停产令更应归咎于北戴河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黄兆銮是那次会议的当事人。
如今的黄兆銮，每天上午坚持到“一汽咨询委员会”上班，下午回家。电话里，黄兆銮向本报诉说了那次会议的过程。1981年初，徐元存、黄兆銮代表一汽参会，徐元存说到了红旗轿车“赔钱经”，“干一辆赔一辆，赔了几千万元。”黄兆銮回忆说，“徐书记说那些话，本意是让上面考虑能否提高收购价。那时一汽重点还在解放车，生产红旗轿车是为政治服务，不是为了经济效益。”
一汽集团史志编撰室内部资料显示，那次会上，当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听过徐元存的话当即表态，“赔钱就别干了，中央用车可以进口嘛。”
受访者认为，这句话正是停产令的伏笔。分析这段历史，赫世跃表示，“一汽领导的话没错，但说话时机不对。当时进口车大量涌入，上面对红旗车的质量有了意见，倾向购买进口车，挑在这节骨眼去诉苦，结果可想而知。”
一部分被采访者认为，红旗停产的最深层原因，也是受到了汽车工业“合资思潮”的影响，红色时代催生的红旗轿车，成为开放时代的牺牲品。
1983：“可以进口一些‘内脏’”
1983年，一项政治任务落在红旗轿车身上。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示，1984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检阅车。”亲历这段历史的赫世跃回忆，1983年10月22日，田纪云听取生产检阅车汇报时，透露了上层对红旗轿车发展的看法，“当时他说，我们这么个大国，总要搞一些王牌子轿车。红旗牌子不能丢，但质量要提高。
全靠自己力量有困难，可以进口一些‘内脏’，等自己的车子过了关，就可减少进口。”
这一年，可谓中国轿车工业的多事之秋。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下线，自主品牌上海牌消失了。赫世跃回忆，10月22日会上，经委机械局副局长鲁兵曾说到，“红旗要进一些关键件提高质量，要快。红旗车声誉还是好的，外国人认为坐‘红旗’是政治待遇。现在上海是桑塔纳的牌子，如果再不生产红旗车，咱就没了自己生产的轿车。”
轿车分厂重新红火起来。1984年9月6日，两辆装有美国发动机和西德风扇的红旗检阅车送抵中南海。10月1日，邓小平坐上了崭新的新型检阅车。那次是赫世跃把车送到北京，“警卫局领导请我们吃了中南海的活鱼。”
1984：“这是一个歧途”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出现一股挡不住的进口车狂潮。
赫世跃回忆，建国35周年检阅车的成功，给红旗车打了一针强心剂，红旗人思考“复辟”，厂领导也曾多次斡旋要求恢复生产。但红旗轿车仅靠自我开发，步伐太慢难跟市场需要，只有与外方合作才可能复产。
最先纳入视野的是德国奔驰。1984年2月，一汽形成利用奔驰高级轿车改造成红旗车的方案，中德磋商4年多，终告失败。一位轿车分厂技术高管在当时的报告里这样写道：借助国外名车改造红旗车，并不丢脸。丢掉与奔驰的合作是错误决策，如果我们有了车身模具，只要适当改头改尾加上底盘和发动机，红旗真会成为国产名牌车。
这个观念和另一种观念产生了冲撞。
一汽与奔驰谈判期间，美国福特公司各种零部件和大洋公司的空调系统，都试装进红旗CA770中，这款红旗经典车型几乎只剩一件外衣。使用一段，无人熟保养，备件没后继。
原一汽轿车分厂副总工程师智百年也在当时交出一份心得体会，观点却与上述那位技术高管截然相反，他说这些旨在改善红旗轿车可靠性的做法，出发点上也许有正确一面，“但这是一个歧途！”智百年的理念决定了行动，多年后成为吉利汽车开发团队的核心人物。
程正一定会和智百年有共同语言。他告诉本报记者，从前的红旗轿车虽有模仿，但从里到外都是自行设计制造，是名副其实的“民族车”，“早期红旗车发动机是我们研制的V8发动机，代表着咱的汽车工业实力。”程正向记者展示了V8发动机的图片，一个精美绝伦的钢铁艺术品。
1988：“只剩一口志气了”
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德国奥迪签订了合作技术协议，“奥迪100”登陆中国，该车技术成为日后“小红旗”的看家本钱。
此阶段，正是国外汽车工业全面进入中国的时间。法国人进了广州、武汉，意大利人进了南京，美国人进了北京、上海，德国人进了长春、上海、广州、海南，日本人进了天津。
赫世跃回忆，随着合资，一向只生产红旗车的一汽轿车分厂进行了分家，一轿和二轿。为保证生产奥迪的二轿厂实力，两厂分家时的人力、厂房、设备甚至是桌椅板凳，都是可着二轿厂先来。一份资料记载，原一汽一轿厂厂长关俊峰如此形容当时的状况，“分家后，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一口志气了。”
二轿厂的奥迪轿车，获得了成功。此时，在那块曾经热闹非凡的“红旗阵地”，只有800多名职工依然坚守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