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记者和作家，她纵横捭阖，挑战权贵，在与几十位国家领袖的交锋中，一举成为交相辉映的风云人物。她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她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了急锋应对的率真与畅快。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了他。法拉奇就在这时采访了邓小平。
　　
　　在人民大会堂，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亲切地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略感惊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经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毛主席像还要挂多久
　　
　　法拉奇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提问。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了3张毛泽东的画像……”
　　
　　文革后极端个人崇拜灰飞烟灭，1980年中共中央又发文件要求将毛主席画像逐渐减少，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她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邓小平从容应对：“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很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围绕这个问题法拉奇穷追不舍：“你们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谈到这里，邓小平的面孔严肃起来，他强调性地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围绕减少毛主席像以及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邓小平说：“50年代，毛主席提议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又提出了发展“小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答道：“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引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对时间掌握得很准，但这次却超过了预定时间，仍意犹未尽。
　　
　　12时10分许，邓小平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有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求之不得，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两天后，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那么尖锐。
　　
　　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比如：“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呢？”等等。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
　　
　　“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爽朗地大笑道：“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接着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法拉奇又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纠正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
　　
　　他自嘲性地解释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呢？”
　　
　　邓小平的回答透着直率和诙谐：“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
　　
　　他答道：“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对于给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则异常谦虚：“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的一生问心无愧。”……
　　
　　四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邓小平3天内先后接受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
　　
　　中国影响几何倍数放大
　　
　　回饭店后，法拉奇40多小时废寝忘食，详细地整理了录音，连邓小平谈话中的口头语“这个”也放到了谈话记录中。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第二天，访谈的第二部分发表在了头版。
　　
　　《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感谢邓小平接受采访。信末，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谈，它标示着一个记者所能达到的空前的事业高度，昭示着政治家应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100年以后的阅读，都不会陈旧和过时。
　　
　　《法拉奇》罗海岩著
　　
　　新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