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池莉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生活秀》日前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作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两部参赛的中国影片之一，加上霍建起、陶红、陶泽如等实力派人物，这部影片能否得奖倍受关注，主创人员也有备而来，准备在上海秀上一场。

　　池莉：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力更大

　　为了来双扬这个角色，陶红等了足足两年。如今终于等到这么一个具有人格力度和厚度的角色，当然不敢消极怠工。早在拍完电视连续剧《风云》之后，陶红就在家里潜心研究池莉的小说，并多次到北京的“簋街”、东华门夜市体验生活。她还到武汉的“吉庆街”走了一走，并和作家池莉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陶红原以为，“来双扬”确有其人，并希望池莉帮她引荐。但池莉告诉她，来双扬是虚构的，是当代中国妇女形象的代表。池莉专门给陶红讲了创作《生活秀》的“故事”以及对小说中人物的理解。池莉告诉陶红，老吉庆街的建筑，是清末湖广总督为高级职员修建的，街两旁是中西合璧的洋楼。当年，在二楼阳台上，居民们嗑着瓜子，抽着香烟，边看着楼下辉煌灯火中的人流边聊着天，一幅绝好的市井图。有天，池莉坐在吉庆街的排档上，远远地看着这里一个卖鸭脖子的女人。这个漠然的美丽女子，在喧闹的人群里，一声不吭，给人一种冷艳的感觉；熟悉她的人，都买她的鸭脖子。池莉说，从那时起，自己开始关注这类女性。池莉说，她在刻画来双扬时，是把这个人物抽象成了武汉优秀妇女的代表。来双扬集中了中华民族妇女的美德：既风情万种、柔情似水，又泼辣能干、勤劳善良。

　　说到演电影，池莉特别提出电影比小说的影响力更大，她提醒陶红《生活秀》里来双扬与卓雄洲的关系，是典型的现代社会的男女关系，超越了婚外恋、三角恋，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种精神的寄托，这种关系千万不要定位在一种恋爱的模式里。

　　陶红认为，重庆和武汉都属长江边的城市，在地域以及文化上都有着相通性。因此在重庆拍并不会影响原著的表达，当然最有利的还是自己就是重庆人，对本地的风土人情应该是心知肚明，演起来更得心应手。由于忙于拍戏，陶红好久没有到重庆来了。她说她最喜欢重庆的火锅了，来之前曾“发誓”天天都要吃火锅，可拍起戏来根本就没有时间，有时间还想多睡会儿呢，因为她实在是太累了。

　　陶泽如：我就是来抬轿的

　　在国内影坛，陶泽如绝对算得上是一个资深演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在“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中看到了那张硬朗坚毅的脸庞。之后，他因为在大导演吴子牛的代表作《晚钟》中的出色表演而荣 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称号。

　　老陶和陶红是第二次出现在同一部戏中了。第一次就是《黑洞》。不过那次两人并没有多少对手戏，这一次却实实在在地“对”上了。这个角色对老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人物，他身上有传统的一面，也有鲜明的时代感。虽然在片中戏分不多，但也是绝对的男一号。照老陶的话说，“就是个抬轿的”，抬谁的轿？陶红呗！如此长时间地住在重庆，对老陶来说也是第一次。老陶听说火锅不错，一有时间就到处转着去吃，哪天你在现场看不到老陶，准是去吃火锅了。

　　霍建起：将“生活”秀到重庆

　　提到霍建起，好多人都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是一个新生代导演，还有人将他笼统地划归为“第六代”。其实霍建起是真真正正的“第五代”。他和大名鼎鼎的张艺谋、陈凯歌是电影学院同一届学生，只不过当时他上的是美术系。学校毕业后，霍建起和田壮壮合作过《盗马贼》、《猎场扎撒》等多部影片。与其他“第五代”不同的是，霍建起在影片中关注的多是当代人的生活和情感，因此才会有人将他看成是“新人”。

　　《生活秀》的故事背景原来是在武汉的“吉庆街”，但霍建起并未选择在武汉拍摄，而是将外景地选在了重庆的“厚慈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喜欢重庆的雾、喜欢重庆的山以及错落有致的楼房。因为电影跟小说的表达方式不一样，电影不但要讲好故事，还要突出美感，而在重庆拍更利于影片造型，画面的层次感会比较丰富。另外，武汉的“吉庆街”早已改造得面目全非，跟小说中的描写也相去甚远。“其实，即使它没有改造，我也不会在那儿拍，因为我喜欢重庆！”霍导如是说。